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农民失地、就业、收入差距、贫困、腐败、环境、社会心态”等十分严峻的七大社会问题。如果将上述问题加以综合并稍加追问，不难发现这七大社会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社会公正。

　　北京“准入制度”的讨论为什么引起强烈且广泛的反应，原因是它触及到的恰恰是最敏感的地带——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说中国社会也取得了一定进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最大进步莫过于公民拥有了比从前更多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获得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自由迁徙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作为基本人权要素之一，迁徙自由给公民带来的最大利益不仅是经济获得，更重要或说更本质的是精神获得，是人的尊严感的实现——我想在什么地方生活是我的个人自由——进而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参与的热情——我得到社会承认因而我要贡献于社会。

　　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与公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发自内心的热情相比呢？

　　见物不见人——注意物却忘记人。提倡“以人为本”，恰恰是由于我们极易重蹈“以物为本”、“以政治斗争为本”、“以阶级斗争为本”、“以钱为本”或者“以此人群为本以彼人群为末”的错误。公正——而不是平均——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因而“不患寡患不公正”。回顾近代历史，屡屡与机遇失之交臂，究其原因实在是重物轻人。老祖宗求稳的惟一利器就是威吓和弹压。结果往往是连同最宝贵的精神资源——自主和创造——也一起销蚀了。一个民族赖以进步的根本是什么，是民心和民气。远的不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难以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倘民心和民气问题能够妥善解决，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绝非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呓。

　　北京近些年无序膨胀、无限扩张的趋势的确令人担忧，无序膨胀带来的资源承载能力、社会治安、首都形象等等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人说那不是问题。我相信政协张惟英委员关于“准入制度”的动议初衷是好的。同时我也相信，“准入制度”会带来什么，她却不见得认真想过。

　　准入制度的建立首先伤害到的必将是来之不易的自由迁徙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同时，它又必将产生一系列示范效应，使得“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悄然回归为“看得见的政府之手”。那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政府的万能之手。这样的手又何止十只百只。

　　更何况，“准入”制度的实施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寻租”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人们司空见惯的是，一项初衷美好、设计周密的政策，一旦实施起来就变了味，总会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准入”批准权的人和想入的人)拿它来做文章。一来二去，面目全非，非但权钱交易，还往往为一些不法分子创造制假贩假买假的“就业空间”。漫说“寻租”难以杜绝，即使有可能根治经济寻租，成本会有多大，稍微算一算就不能不叹为观止。

　　我以为“中国有13亿人，不能13亿人都来北京生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不够严谨的。以下几组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人口)显示：截至2004年末，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为1492.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6.3万人，增长2.5%，增幅提高0.2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在1990年为1032万人。14年增长了46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32.9万人。

　　据《北京市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测算，2001年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为262.8万人，比1997年的146.3万人增加116.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29万人。2003年全市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为307.6万人，比2002年增加20.7万人。

　　北京的外来人口并没有蜂拥而至，相反，近几年略呈逐年递减趋势。可见，13亿人都来北京生活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平等、包容和尊重规律是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特别是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问题尤为如此)。然而，我们却总是看到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幽灵在游荡，若隐若现。是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这是事实。但套一句老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吕守信 窦丽丽／采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