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众矢之的”

　　今天，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女士接受记者采访前，有些犹豫，“我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外地人进入北京”。

　　最近几天，张惟英教授《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的提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报道称，张教授认为，很多外来人口来京是盲目无序的，他们并不是北京所需要的，北京可能也不是他们需要的。

　　报道一出，张教授即成了广大网民攻击的对象。“这是对外地人的歧视”、“对外地人不公平”、“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制度的倒退”———反对的声音，远高于赞同的声音。

　　“有两种声音是非常正常的，我此前也想到了。”张教授说，她说的“人口准入”的含义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控制北京人口增长。“可能是我写提案时没有注意措辞，才引起了别人的误会”。

　　为什么建议“人口准入”

　　张惟英解释，提出这个提案，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北京是个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有报道称，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约为1100万人，在京居住3个月以上的非北京户籍人员约为385万人。加上在京短居的流动人员，北京人口已突破1500万，高峰时曾达到1700万人。而专家在调查了北京现有的水、电、工地、交通等资源和能源条件后，测算北京人口最高承受量约为1800万人。

　　其次，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张惟英解释，就像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北京也应该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规模。

　　这需要北京市政府完善就业信息采集与发布工作。“北京哪些行业需要聘人、需要什么样的人、需求量有多少、现在已经来了多少———这些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公布，那些想来北京找工作的外地人，自己就会有所选择”。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不会有大量人口同时涌入同一个城市，而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时可能面临突然涌入的巨大人口群。

　　张教授认为，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应该同时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

　　日前，王岐山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由于过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户籍管理的作用已不大，而暂住证目前也没有强制执行了，政府正在研究新的行政手段。至于经济手段，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灵验，还需要思考新的方式。

　　让市场调节北京人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教授不同意张教授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规模的观点。他认为，各地方人口应该平等竞争，人口愿意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一个城市人口多了以后，工资水平自然会降低。资源稀缺，必然导致价格上涨。这时，市场就会自发地调节城市人口数量。那些无法承受北京高生活成本的人，自然会选择离开。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北京人太多是个事实，但应该通过提价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他举例说，水资源缺乏，可以提高水价。水价提高后，自然会有很多解决紧缺的方法，比如海水淡化、南水北调等。堵车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私家车上路的成本解决。“不管怎样，人的平等是最重要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自由进出北京”。

　　“但市场完全规范需要多长时间，没有人能知道。也许还没等到那个时候，北京就要承受不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了。而且提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需要政府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张惟英强调，“人口准入”的建议，只是用来解决北京燃眉之急的临时性政策。随着市场的发展，人口准入制度肯定会被废止。

　　去年的提案成了今年的热点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惟英教授表示，“‘人口准入’只是我去年提交的5个提案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重点提案。也许是今年公开了去年政协委员的提案。这个提案才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张教授说，去年北京两会结束后一个多月，就有两家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与她联系。回复是：北京人口过多确实是个问题，需要采取措施控制。(吕天玲 郭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