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广东户籍人口7900万人，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3100多万，总人口达到1.1亿，另外还有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1100万”，所以“尽管河南、四川是人口大省，但是不少河南、四川等外地人来广东打工，实际上广东成了全国的第一人口大省。”——日前广东省人大分组讨论会上传出的情况(《南方都市报》1月28日)。

　　我们注意到，伴随“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这一判断之后谈到的是，“广东外来人口太多”、“电力紧缺”、“铁路运输瓶颈突出”等议题，也就是说，“第一人口大省”是作为“人口压力大、资源紧张”等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的背景提出的。

　　毫无疑问，人口多，所以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重、压力大，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社会现实。不仅是广东的省情，也是人所共知的首要国情，在这里笔者无意就此再次展开讨论。笔者想说的是，每当“人口多”尤其是“外来人口太多”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除了“资源紧张”“发展受制约”这些论述外，人口本身作为资源，是财富与价值的最终创造者和落脚点。社会、政府对之应负的责任，是否也应该被同样关注和重视呢？

　　很明显，广东既是人口第一大省，外来人口最多，也是经济第一大省，这两者之间无疑是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没有前一个第一，后一个第一是难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与数千万外来人口为当地创造巨大财富、生成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相比，社会和政府为他们承担的责任、提供的回报是不成比例的：除了多年徘徊不前并且还常常被拖欠克扣的工资外，他们往往一无所有。恶劣的工作条件、医疗养老保障没着落、子女入学困难……游离、漂泊在这些打工之地，除了贡献最美好的青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可避免的归宿只能是回返原籍、终老故里。——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把他们和本地人口放到一起谈1.1亿的人口压力，抱怨外来人口太多，我以为无论从经济事实还是从社会道义上讲，都并不是恰当的。

　　同样是针对外来人口太多，资源紧张，最近北京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限制外来人口的“人口准入制”。“各种资源的人口有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这些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正是其立论的主要依据。

　　——为什么每当需要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廉价劳动力之类话总被一些人津津乐道、挂在嘴边，而一旦到了到了讨论矛盾问题的时候，资源紧张、社会压力的矛头总是首先要指向“盲目”“低素质”的外来人口呢？难道资源困境主要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才是当地资源更主要的榨取者？

　　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的“人”当然是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和谐”也是本地与外来人一起，无贵贱、无身份差别，权利与责任对等、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融洽的和谐。如果我们总是把一些人当作另一些人的“本”，总以为某些群体是另一些群体和谐的代价，因而要将他们排除在外，只要当统计成本、计算矛盾的时候才想起他们，那么人本、和谐的美好追求恐怕就只能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