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成功意识支配圈子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从个人经验来说，“圈子”就是由志向、趣味、年龄甚至居住地点都比较相近的人自动形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会以饭局的形式展现在别人面前。圈子是在成功意识的支配下形成的，只要个体不在圈子里使坏，圈子就不会把个体排斥在外。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子都能走向成功，因此，“选择圈子”比“进入圈子”更重要。圈子不能太大，太大了发言的机会就少。还有，一个圈子当中不能没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太多，否则一个圈子就会分化为多个圈子，导致个体在决定投奔哪个圈子时左右为难。

　　“圈子”的社会形象不如用几何学里的“圆”来表示更为恰当：有大圆小圆、相交的圆、重叠的圆以及互不相干的圆等。以我自己为例，假如我是与社会圈子等大的圆，我将会与两个主要的“圆”发生联系：“文学圈”和“艺术圈”。我的现状是与它们部分相交，而不是完全重叠(如我既不是作协会员，又不是美协会员)(图1)，这表明我并不完全需要“现实的”文学与艺术这两大圈子；同样，它们也不完全需要我；我是在我需要它们的那部分与它们需要我的那部分重叠了，而剩下的那个像斧头一样的形就是“自我”了。假如我接触的“圈子”增多，那么“自我”的份额就减少(图2)；假如“我”膨胀到越过左右上下4个圆的圆心，那么自我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尽管“我”一直没有挪动位置(图3)。

　　所以，为了保留更多的自我，最好不要去碰与“我”相邻的那些圆的圆心(比如不要成为作协和美协办公室的常客)。此外，以上的图示有一个基本特点，即“自我”总是居中。对啦，这就是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了。(陈桐，图书策划人、《视觉21》杂志副总编、博尔赫斯书店老板)

　　周晓虹：圈子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圈子自古就有，只不过在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期，政治化状态取代一切，所以圈子就给淹没了。圈子在80年代后活跃起来，反映了非正式组织群体的多样化。任何一种特征，比如职业、品味、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可以组成为不同的圈子，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也不断地选择着圈子，营造适合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寻找寄托。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各种吧，就是为各种圈子的生存需要提供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使得圈子与圈子之间至少在空间上避免了冲突。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之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强，所涉足的圈子就越多。圈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人们通常会通过自己的圈子里够得上的资源，再去寻找够不上的资源。然而，这并不就是说一个人所涉足的圈子就是越多越好，因为圈子的维持也需要你的付出，包括信息、金钱、时间、精力等。过多的圈子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为圈子而圈子，就好像一个头绪太多的网结，身心都处在一种五马分尸的状态。(周晓虹，社会心理学家)

　　魏明伦：圈子极易成帮派

　　我觉得，要说社会上的圈子，建国前四川的袍哥、码头就是圈子。建国后，当局三令五申“不要拉小圈子”。当时“圈子”是贬义词，是拉帮结派的代称。现在的“圈子”是中性词，是港台文化渗入的时髦话。文化界叫文化圈，演艺界叫演艺圈。旧社会的圈子有行规帮规，现在的圈子也有约定俗成，游戏规则。圈子之内、圈子之间，因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有人精于此道，乐于此圈。

　　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建安七子，盛唐饮中八仙，清初扬州八怪，还有散文体裁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都是流派文化，但习惯上不称“圈子”。五四以后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语丝派、新月派、太阳社、沉钟社……有的“为人生而艺术”，有的“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走上十字街头，有的钻入象牙之塔。尽管各行其道，但也称为“圈子”。80年代思想解放，有文艺复兴之兆。改革派与守旧派有阵线之分，但也不像现在的“圈子”。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圈子现象是个怪胎，是一场混战。除个别例子，大多数是无谓纠纷，小是小非，胡搅蛮缠。改革开放初期文坛论争是黄钟大吕，现在文坛吵架是瓦釜雷鸣。庸才骂人是时尚，不遭人骂是庸才。所谓“圈子文化”，弄得好是流派，弄得不好是宗派，极而言之成帮派。

　　至于我，缺乏拉圈子的天才，也没有入圈子的兴趣。国家安排的专业协会挂名职务，我尚且极少去点缀参与，何况其它民办的圈子。十几年前，四川就组成了一个叫作“峨眉戏剧创作联谊会”的圈子，年年聚会，岁岁游山。省外的同行从巴蜀戏剧创作的行业归口角度看，都以为我理所当然是这个“峨眉派”的“掌门人”，其实我是门外汉，不得其门而入，也不想去沾圈子的光。我是独行客，也就是孤独者，不属于什么圈子，也不参加什么圈子。(魏明伦，戏剧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