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还在地上跋涉，飘一代已在空中飞翔。

　　今天，要将“漂泊者”与“飘一代”区别开来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曾经，我们的确有过一段在感觉上把玩流浪、玩味漂泊的时期，深夜抱着吉他唱《橄榄树》，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面对的仍然是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梦想中的流浪感觉很唯美也很无奈。也有人最终带着自己也说不清的使命感出了门，他们期望沉重的漂泊生涯把自己塑造得更崇高更纯粹更有分量。

　　乍看上去，“飘一代”与漂泊者不无相似，但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漂泊者在精神气质上是一些耽于幻想的诗人，而且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哲学书籍的爱好者。这决定了在他们流浪生涯中，诗与哲学的融合是最高境界，他们漂浮在社会的边缘丝毫不能对大众的生活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相比之下，“飘一代”是一群看似平庸的现实主义者。单从外型上看，这些人面目模糊，已经没有多少可供识别的符号特征，他们可能是衣着光鲜的保险业推销员，可能是夜店里激情洋溢的DJ，可能是报社东跑西颠的记者或喜欢值夜班的小编辑，也可能是在街头呼啸而过的滑板少年，或在电脑屏幕前一熬三天三夜的创业小子……但是“轻”是他们身上所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快乐”则是他们的最高哲学。在这里，“飘”不再像“漂”一样，指向行为，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态。一个人可以几十年生活在一个城市，或者也不经常更换工作，却是不折不扣的“飘一代”。这是漂泊者无法企及的。

　　他们不会高喊自由的口号，但他们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实践着“自由”这一伟大理念。在飘一代的默默坚持下，传统的生活方式悄悄瓦解。

　　当年本雅明从游荡在巴黎那些拱廊和橱窗前的“游走者”们身上，看到传统信念中“永恒”光晕消失的痕迹，一种随机的因素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已经越来越显赫，并且作用越来越大。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为飘一代提供了更为广阔而自由的空间，昔日那些建立在乡村经验之上的神圣信条和永恒价值，已经被他们的城市经验撕成无数感性的碎片，在都市炫目的光影和醉人的香风中飘荡，追求“终极”的人越来越少了，“过程的快感”已成为一些人生活最高的美学律令。

　　“飘一代”以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以他们的思想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于是我们有了宜家那种简易实用而不失品味的家具，我们有了带着换洗衣物就能入住的白领公寓，我们有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机制……新千年到来了，新世纪开始了，更让人怦然心动或更意味深长的是，“飘一代”应运而生了。

　　麦志雄：男，31岁，生于广东揭阳

　　现状：自由艺术家

　　简历：199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油画系，旋即成为自由职业者

　　1998年参加在京、沪、穗举办

　　的《蒙德里安在中国》艺术展

　　语录：只有未完成，才意味着什么都

　　有可能

　　即便是在那些饱受房租折磨的日子里，麦志雄和他的女友赵乐琳，还是不肯牺牲他们对于居住空间的热爱。他们的“家”就是朋友的客栈，家里最多时有7人留宿，一位朋友的弟弟创下留宿50多天的纪录。此外的房客就是他们养过的两只猫，一只狗，一只荷兰鼠，鸟和花草了。

　　两人相遇于广州美院油画系二画室，赵乐琳1993年先毕业，分配到一国营单位，养不活自己不说，每天上班还得打卡。麦志雄毕业时，索性把档案往自己口袋里一塞，就靠朋友介绍些“海报”、“效果图”的活儿赚生活费，居然能养活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画自己的画。眼看着日子美好，赵乐琳也辞了职，两人一起干。

　　不过，两个人显然都不太具有“职业精神”，总是坐等着活儿找上门来，没有时就心安理得地画自己的画。幸亏活儿做得漂亮，自然有人免费宣传。不管是雕塑、漫画书、室内设计……两个可以没日没夜地赶，还保证不用返工。两年后不用月月为房租担忧了，他们还是没有数字的概念，一百元往抽屉里一塞，一万元也是往抽屉里一塞，谁想用就往外抽。赵乐琳有一个理财绝招——藏钱，就是在有钱的时候把几张钞票努力藏在自己以后可能想不起来的地方，等到急需用钱了，再不辞劳苦满天满地地翻找，这办法挺有效。

　　其实他俩身子挺沉：为一个房东“打了五年的工”，从来没有想过搬迁。直到2000年年前，赵乐琳到一朋友在番禺的新居作客，惊羡小区的环境，朋友开玩笑地说：你们也买一套吧，我们串门方便。

　　新家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工作室”，书房、小阳台、洗手间、主人卧室全是通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可以折叠的沙发床。

　　麦志雄在离家5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画室，那是他“画自己的画”的地方。他的画风格极好辨认：永远只有三种色彩，截然分明的立体方块，这里那里有几条明显的铅笔痕，好像作品还没有完成。麦志雄说，我们总是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点——什么事情都必须是一种状态，有明确的含义，而他，喜欢未完成，只有未完成，才意味着什么都有可能。

　　(文/裴谕新图/文建平)唐远清：男，29岁，生于四川省开江县

　　现状：在某文化公司做策划

　　简历：1992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

　　1992年进入开江县中医院

　　1993年深圳麒麟山疗养院医生

　　1994年就读四川峨眉国际气功学校

　　1995年上海《新闻报》记者

　　1996年成都某媒体驻上海记者站站长

　　1998年中国新闻学院念书

　　语录：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那种完美的感觉

　　唐远清说他其实并不想老这么飘来飘去，他也很想找个地方稳定下来。可是，“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那种完美的感觉，”他叹口气，“既然永远不满足，那就只好永远飘着。”

　　唐远清说：“当你看到有些人明明水平很低，综合素质比你要差好几个档次，可物质却很丰富，拥有许多你没有的东西，这对于我是一种刺激。我想不通，我就去争取。”

　　唐远清现在租住在北京城西南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区里。今年9月份，他将会转移到城东的北京广播学院开始读他的“新闻理论”专业研究生。

　　唐远清刚到深圳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当时刚过春节，深圳市查三无人员特别紧。为了不被遣送，唐远清只好见工作就去应聘。

　　“有意思的一次是去一家玩具厂，人家招雕刻技师。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雕刻，幸好我学过篆刻。面试的时候，我一边看着别人怎么雕，一边照做。”结果唐远清被录取了。

　　从成都的一家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唐远清先后在家乡县城医院里做过8个月的儿科医生，在广州的一家广告公司里做过1个月的文案，在深圳一家工厂里做过两周的雕刻师，在一家疗养院里做过7个月的疗养医生，在峨眉山国际气功学校做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学生和10个月的气功教师，在上海做过两年的记者。职业的更换和地点的转移几乎同步进行，今年29岁的唐远清拥有着许多同辈人所不可能有的经历。

　　能力不逮和业绩不佳并不是频频离职的理由，相反，几乎在每一个岗位，唐远清都有着成功的记录。在深圳，从来没学过雕刻的他，居然被聘为雕刻师，月薪拿到1500块；在气功学校，他做过校长助理，主管学校的宣传，工资是150块(校长的工资也不过180块)。在上海，从来没受过新闻训练的他，曾经做过成都一家报社驻上海记者站的站长。

　　唐远清说他只是感到不满意，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家乡的县城，学校里所有核心位置都被院长一家人占据，他感到自己无法施展；在深圳，离开待遇优厚的玩具厂是因为厂里的工作和居住环境令他无法忍受，离开清闲的疗养院是因为他对气功有了兴趣；而峨眉山气功学校在他看来，也不是一块净土，里面勾心斗角的事和外面世俗社会一样多。

　　现在的唐远清，脑海里的残余想法还有：到电视台混一混，学好英语和一门第二外语，准备到某欧洲国家定居；开一家民营的图书馆，让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尽可能方便和便宜地看到自己想看的书；把法律专业的书读完，考一个律师证。

　　(文/朱坤图/严志刚)

　　单根生：男，33岁，河南省杞县人

　　现状：广东金正集团营销传播总监

　　简历：1989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

　　1989年郑州某酒店服务员

　　1991年深圳某金属制品

　　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3年沈阳某期货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1995年泰国、匈牙利信诚

　　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6年北京某信息公司

　　市场调研员

　　1997年广东爱多市场部经理

　　语录：找女朋友，要能和我一起飘

　　单根生有个外号叫“基建队长”，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种职业，他都是在事情发展到初具雏形(相当于起房子打地基)的时候选择离开。大学毕业时，谈到将来的去向，单根生说起码在30岁以前，他都不会把自己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会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职业。

　　从1989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单根生经历过10个行当，呆过11个城市，生活时间最短的一个城市是曼谷，停留了3个月。

　　今年33岁的单根生一年前进了广东金正集团公司做总经理助理。他说他已不再做“基建队长”，因为阅历与经验的积累，他现在会选择在已搭建好的“平台”上“作业”，进入事业生活的另一个阶段。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单根生曾是珞珈文学社的社长。写过诗，当过记者。大学时旷过的课足以被学校开除三次以上。

　　每一次搬家，铁定随身的便是一套家庭影院器材和两千多张光碟。买回来一摞VCD或DVD摊在地上，一张张地拆开来就看个开头，也是单根生休闲时的一大乐事。

　　朋友们说，最能定格单根生的瞬间，就是他戴着眼镜凑在电脑屏幕上。现在单根生和朋友最主要的联系方式只剩下E-mail。

　　衣着上追过一段时间的名牌，后来觉得没意思，认为舒适合身就好，但坚持一百多块钱的鞋子是绝对不穿的。

　　在爱情对象上有过很多类型的尝试，至今还没找到一个非常明晰的目标，但大方向是肯定的：能和他一起飘。

　　(文/黄晶晶图/文建平)

　　胡吗个：男，27岁，生于湖北省伍峰县

　　现状：在网站供职

　　简历：199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1995年到北京

　　1999年3月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

　　语录：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记录生活

　　今年春节，胡吗个是和父母一块在北京过的，在他自己租来的两居室中。他老家在湖北宜昌一个海拔1400米的小山村，坐车到县城还有4个小时的路。

　　他曾经好几年居无定所。1995年胡吗个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后，没要档案，单身一人来到北京，干过各种职业：书店搬运工、房地产推销员……第一份工作是做代课老师，由大学校友帮着推荐的，他住在由教室改装的寝室里，隔壁就是教室，学生的喧哗让他无法休息和思考。咬着牙代完一学期课后，他让这种“别人强行进入自己精神世界”的生活划了一个句号。

　　这一段经历，胡吗个用音乐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些歌，收入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专辑的名称是《我有一个小板凳，不带入21世纪》。

　　专辑是胡吗个在清华大学北门外的农民出租房内完成的，就凭着一把吉他，一套6000多块钱的四轨机(录音器材)，和他那还不如一般人的嗓音。在这个出租房里住了大半年，写歌之余，他常常在夕阳下一坐就是半天。

　　这段日子胡吗个已经很少回忆，有电视台想给他拍个专题片，让他重演过去的经历，有些苦尽甘来的意思，胡吗个拒绝了，他不认为那种生活就是痛苦，反而弥足珍贵。

　　大三时，胡吗个曾想退学，不过想到父母亲，这个念头又忍下去了。这时他迷上了音乐，晚上躲在厕所里，苦练吉他。那时家里既没钱，他人长得也不好看，时常光着脊背穿着拖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傻乎乎的文艺青年”。

　　他的音乐风格被认为另类，和传统的音乐样式大唱反调，但也不朋克，非常地心平气和，能吸引人听下去。

　　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曾险些流产，他自费出了100盘样带，投给各个音像公司，没有回音，一个上海的编辑回信说：“这个‘小板凳’很好，但现在观众需要的却是皮沙发。”这时他已很长时间没工作，欠了朋友两万多元。

　　1998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地下音乐人的一个聚会，不管认不认识，他把自己的专辑每人送了一张。两天后，“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给他打了个电话，要出他的专辑，后来他拿到了稿费3万元。

　　他计划一年出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名字同样很怪：《一巴掌打死7个》。

　　“记录”是胡吗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他说做音乐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活，而职业是生存的手段。胡吗个长期给杂志社写稿赚钱，用笔名发表。

　　现在胡吗个在一家还未开通的网站做兼职编辑，不要求坐班。他喜欢的状态是白天干别的事，晚上回到家中坐下来，写自己的音乐，就像他现在的样子。

　　胡吗个出门总愿意坐公共汽车，他觉得：“人们都挤在一起，会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

　　(文/万静波图/严志刚)

　　天骄：男，35岁，生于上海

　　现状：自由职业者

　　简历：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1994年进入上海青年报社

　　1999年底辞职，开了一家名叫“商可”的商务策划公司

　　语录：我这辈子如果就这样一直下去，也很好

　　不管别人怎么想，他就叫“天骄”了，这是他的笔名和网名。至于他原来的名字，已经很少用了。

　　天骄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上午11点左右起床，洗洗漱漱，把早中饭吃了，上网。

　　上网毕，看看书，发发呆。有时候高兴了，就写写诗歌、小说，或者策划文案。三样文体轮换着写。

　　临近黄昏，开始出门溜达，打电话约朋友吃晚饭。

　　吃晚饭的时候是天骄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候，饭菜总是很好，环境总是很舒适，朋友总是很谈得来。

　　一顿饭可以吃到很晚、很晚，天骄带着醉意吹着晚风回家。

　　“我现在想得很少，活得很好，心态很平。”天骄说。他不给自己任何长远的人生计划。一年前，他还在上海某日报当着主任，每天关心国家大事，一直要关心到晚上10点。那时第二天一上班就抢《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看，唯恐又错报了什么报错了什么。

　　天骄还是辞职了，而且后面并没等着年薪几十万的新差。

　　天骄是个天生的策划家，诗人的想象力被证实也可以适用于市场经济。他高兴的时候，可以给朋友们的公司出主意，做策划，酬劳看着给，不给也行。一家美国公司每月给他寄美金，让他做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咨询顾问。曾有许多朋友请天骄出来做事，男人爱车，最让天骄动心的是一个朋友答应给他一辆奔驰车。“我帮忙可以，但你别逼我答应。”天骄还是这句话。

　　况且，他还搭上了网络的快车，按照他的说法是：“网络能满足我的虚荣心。”虚荣心之外当然还有钱。北京的一家网站和天骄签了约，买断了这些作品的版权。天骄一高兴，把几个哥们的作品也推荐了出去，有财同发。

　　对于工作，天骄很有“职业精神”，总对买主负责，但是“你别逼我，别说限时交东西出来”，天骄做新闻给时间逼毁了，最怕DEADLINE。

　　虽然天骄有一切文人的通病：懒，但他还是很喜欢旅行。反正是自由身，只要高兴，甩手就走人。

　　天骄不想参加任何旅行团，带上印字帽跟着小红旗，也不太喜欢那些名胜之地，他喜欢到异地去居住一段日子，“生活在别处”。

　　“在异地的感觉，就像清理电脑，我会变成另一个无所牵挂的人。”天骄说。去过的地方里，天骄最怀念珠海和厦门。

　　珠海有着最美的沙滩，天骄在珠海居住的日子里，最喜欢到海边放风筝。厦门有各种海鲜，而且便宜。天骄买一大瓶清酒，挂上名字存在酒店里。每天，就是出去吃吃海鲜，随便逛逛，回来喝酒睡觉，哪一天瓶子里的酒喝完了，天骄也就拍拍屁股回家了。

　　天骄身上的衣服虽然有时也是打折季买的，可那是上海花园饭店名牌店的打折季。有一次，他到老单位去找朋友，朋友们都觉得他开始有点“铜臭”了。

　　10年前不是这样的，天骄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是著名的校园诗人，常常在自己的衣服穿脏了以后，就穿朋友的衣服，偶尔穿一套牛仔服就觉得自己酷得不得了。

　　现在，天骄出门都打的，一个经常的忧虑是：路走得太少是否有害健康?所以，有时候，他会在天气不错的下午出门散步。一个朋友给他一个称呼“上海打浦路上的一个闲散男人”。

　　天骄现在很快乐。他说：“我这辈子如果就一直这样下去，也很好。”

　　(文/简 图/雍和)

　　吴虹飞：女，约24-26岁，

　　生于广西三江

　　现状：在读研究生

　　简历：1993年就读清华大学

　　环境工程系

　　1999年就读清华大学

　　中文系研究生

　　1999年成立乐队

　　语录：我其实是个特别乖的女孩子

　　最近，吴虹飞正绞尽脑汁地忙于毕业论文的抄袭与一部所谓纪录片剧本的创作。她还有一支叫做“幸福大街”的乐队，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在城西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她和她蓬头垢面的乐队辛勤地排练着。一切就像这酷热的天气一样乱糟糟。

　　吴虹飞身量矮小，面色苍白，眼神飘散。她绝不温柔，经常会动怒。她的记性和她的字一样的差。

　　她崇尚物质，热爱逛街，时常会被超市里无边无际的美好商品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看福柯、德里达，听Portishead。她经常穿着旗袍在水房里洗衣服，爱吃巧克力和肉。

　　令人奇怪的是清华园4年严谨的训练没教会她最基本的言语逻辑：她不停地说，直到我们都不记得她曾经说过什么。当问她来自何处时，她说自己来自广西一个叫三江的侗族自治县。我像怀疑她本人一样怀疑这个地名的真实性：她也许一直幻想自己是个住竹楼、穿百褶裙的侗族女子吧。

　　她热衷于炮制一些虚幻的不知所云的东西，其实一切都是假象：她和她的初恋情人“只是拉过手”。

　　吴虹飞不同意说她的乐队脏，她说：“我们是北京最干净的乐队，演出时你就知道了。”她也说自己不是个特别另类的人。“我其实是个特别乖的女孩子，老实本分，你想想看，要是耐不住寂寞，我是不可能拿到三个学位的。”

　　吴虹飞现在每天晚上在一家公司加夜班，报酬是1000多块，这是这个乐队主要的经济支柱。也有演出，不过报酬低得可怜。

　　最后证明和这样一名女子交谈一切都是白费：她始终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始终属于她自己，任何人企图进入她的领地都是徒劳的。除了15分钟的等待时间和3个小时白费心机的揣摩以外，我还搭进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吴虹飞无比细心地打包，她说：“带去给我的乐队吃，他们饿得都面有菜色了。”

　　(文/朱坤图/严志刚)

　　杨昂：男，22岁，生于武汉

　　现状：中山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简历：1999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工程系

　　语录：去他妈的白领

　　约好5点30分见面，6点还没见人影，烟全抽完了。等到一个骑单车的臭小子，满头的汗。

　　杨昂说听说过我，以前我卖打口CD很出名，他也是同道中人。他穿着疾速重金属乐队SLAYER的野人T恤。我说你这SLAYER早他妈过时了，他说没办法，他喜欢的就是那个过时的劲儿。

　　杨昂去年从华南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毕业，接着考进了中山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杨昂不愿去工作，去他妈的白领，让中产阶级见鬼去吧。他喜欢给自己换个脑子，学完工科改学文科，学完文科再换个别的，反正每次都要革命。

　　以前念本科的时候杨昂严重偏科，计算机毕业设计全班第一，实验课全班倒数第一。杨昂小脑不发达，不喜欢搞实验。研究生上课很舒服，课室只有三五个人，有空调，有冰水，侃大山。喜欢的课没有不跑题的，不喜欢的课没有不睡觉的。杨昂喜欢去图书馆，呆在古籍书库里，戴着耳机，跟他的死亡金属节拍一起晃脑袋，喝百事可乐，读《通典》，拿着他1000块钱的笔记本电脑狂敲。除了音乐以外他还喜欢诗歌。他自称是中国首位用死亡重金属的方式朗诵现代汉语诗的民间派诗人。这种朗诵需要一支技术过硬的乐队演奏背景音乐，没条件的话搞个四喇叭和打口带也行。

　　网络法学是杨昂的另一个狂想。杨昂说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应该建立一套自己的法学规则，一套规范新社会秩序的规则，首先要打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一系列基于原子时代价值观的旧规则，网络时代是一个资源共享的自由时代。

　　差不多每天杨昂都要骑车在校园里乱逛，没有目的地乱逛，碰到谁就和谁聊天，聊什么都行。虚度光阴、游手好闲、自由散漫，喜欢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劲儿。晚上11点战斗开始，学习学习再学习，3个或者5个钟头，方便面和萝卜干，苏打水，《后现代科学》。

　　读完研究生后杨昂还要读博士，想去清华，杨昂说那里有很多和他一样搞技术出身的年青人，喜欢死亡金属的特别多。

　　(文、图/马岭)

　　廖欣：女，24岁，生于广州

　　现状：特乐路专卖店销售培训

　　简历：1990年广州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1994年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系服装设计专业

　　1993-1994年广州某广告公司任设计师，

　　广州某服装设计公司任设计主管

　　1995年香港某布料商行任销售主管

　　1997年某意大利服装品牌任销售培训主管

　　1998年香港某服装品牌任培训主管

　　2000年4月广州某童装品牌任培训主管

　　2000年5月广州某运动服品牌

　　任培训主任三天

　　语录：只要薪水达到我要求的底线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因为换了工作要上早班，廖欣可能要睡到中午才起床。以前当soho设计师的时候，工作总是在中午以后才开始，因为“早上不能集中精神”。

　　廖欣现在在广州繁华的北京路上一家鞋店做销售培训。这是她的第8份工作。廖欣工作时间最短的一次，是上班第3天就不声不响炒了老板鱿鱼。有时候，廖欣也觉得自己有点冲动，但想想那家公司乱七八糟，几天时间她对工作一无所知，到最后要走人也无人过问，“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很多朋友都说我潇洒，同时又劝我：不就是打份工嘛，你管它人事有多复杂，只要能准时出粮(工资)就行了。可是我怎么都不能忍受。”廖欣说。

　　廖欣以前学的是服装设计，又做过销售管理、培训，这是很多公司都需要的，所以她不太在意经常失业——总会再找到工作。“只要公司重视这个职位，薪水达到我要求的最底线就可以了。”

　　在朋友当中，廖欣是个识玩识食的人。哪里的东北菜正宗，到什么网址上能征询到旅游玩伴，哪条线路最冷门，都可以问她。周末，廖欣会跟着“野狼车队”，背着三四十斤的背囊去露营、爬山。

　　看到一些质量好，价格又便宜的衣服，她从不会错过，也不管衣橱里已经塞得满满的了。“只要开心就行。”

　　廖欣的家庭环境不错，从来不需要她为养家而奔忙。自认理财能力很差的廖欣每月交给父母一千元，让家人代为储存。其余的都用来哄自己开心去了。

　　廖欣喜欢给身边的人制造惊喜，比如三更半夜爬起床，给加班的男友送夜宵。

　　(文/龙竞雄图/文建平)

　　张彪：男，32岁，生于吉林省

　　四平市

　　现状：自由职业者

　　简历：1989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

　　艺术系

　　1993年进入四平电视台

　　199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1996年做摄像至今

　　语录：我已慢慢和这个社会妥协了

　　刚从东北回来不久的张彪穿着“BALENO”的圆领衫，大裤衩，有点慵懒的样子。

　　他在一部与东北有关的电视连续剧里担任主摄像，在露天里一拍就是一天，“像一只大狗熊似的”。

　　张彪的心得是：多吃，大鱼大肉地吃。做摄像体力消耗大，不吃好体力受不了。张彪已经得了腰肌劳损。

　　张彪过去当过老师。第一次上课，他发现自己必须拿粉笔在黑板上教学生画国画，“国画是水墨和宣纸的艺术，能在黑板上画吗?”学校经费不足，教学器材不全，一下让张彪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那时张彪留着一头长发，校长让他剪，他一拖半年，最后抗不过，剪了。他记得清楚，每个月有10元的全勤奖，做了两年教师的他从来没有拿到过。

　　后来进了吉林四平电视台。1995年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本来他还留了一手，单位有话：只要回来，就给报销学费。毕业时张彪再也不愿回去工作了，北京和四平的差距，“已经没办法比较了”。

　　1996年8月份，拿到结业证书，9月份找到一份活，到一个电视剧组当副摄像。

　　几年下来，张彪在全国各地飘来荡去，每年都要拍三四部戏，真正留在北京的时间不足三四个月。他说拍戏虽然苦，但干上这一行后都会上瘾，闲不住，不拍戏会难受。闲下来的日子张彪看碟，和朋友们聚会，和女朋友逛街。

　　张彪的父母都是搞艺术出身的，能理解张彪现在的生活。弟弟上班拿工资，弟媳和张彪聊天时会很羡慕：你挣钱真快呀!电视剧的拍摄行价是一集三四千元，但张彪现在还住在租来的两居室里面。

　　当年张彪的同学，留在老家的，“现在都已经结第二次婚了”，张彪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张彪说他原来是个狂放不羁的人，“非常自我”，画画都是印象派的，色彩上大泼大写，可是现在看人时却目光温和。“我已慢慢和这个社会妥协了。”

　　张彪说他并不喜欢北京，他说北京污染严重，而且歧视外地人，“连最高人民法院招大法官都要北京市户口，岂不好笑?”据说有北京的部队文艺团体要特招张彪，按说这是个挺难得的机会，有保障，以后能分房，张彪还是拒绝了。

　　“我最后的理想还是画画。”除了转行做导演或制片人，这是张彪心里深处的念头。

　　(文/万静波图/严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