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办学者群体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员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另外的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是因为流动儿童在北京没学上。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

　　1、办学者的原籍111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含3所幼儿园)的办学者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吉林等9个省、市、区，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其中河北、河南的办学者最多。河北的办学者有54人，占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48.6%；河南40人，占36%。而河北的办学者全部来自张家口地区，尤以张北县最多，有25人。河南的办学者除3人外全来自信阳地区，尤以固始县为最多，有23人。参见下表。

表2—1　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集中于河北张家口与河南信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办学者总共有91人，占总数的82%。这是为什么呢？

　　(1)北京是河北、河南两省人跨省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张家口和信阳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很多，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说村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在外面打工，其中很多人来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最初的开办大多是为解决同乡子女的就学问题，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流动人口多，自然就最需要打工子弟学校。

　　(2)信阳人和张家口人在京居住比较集中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洼里、八家、太阳宫等地。调查涉及的学校中，办学最早的就是固始人(八家私小，1993年办)，已知最早的办学者也是固始人(1992年办，后来停办)。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1994年就有了办学者。河北沽源人在京主要是开轻型卡车搞运输，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中滩等地。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3)同乡办学者的示范效应一个村子有一个人外出从事某种职业，往往带动同村的其他人也从事相同的职业。办学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示范作用。一个来京办学者往往引来同乡的多个办学者，形成办学的链条。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办学者，在家乡听说同事或亲戚在北京办学“很红火”，于是也来北京办学。例如，固始县蒋集镇三里村小学相继有张宝贵、李伦俊、秦学林、黄世福四个民办教师来京办学，河北赤城县东卯镇总校的教师在京办了5所打工子弟学校。河北其他地区来京的流动人口也很多，却无人办学，可见同乡办学者的示范作用。不同学校的办学者，有的还是亲戚。

　　2、办学者的文化程度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2—2　打工子弟小学教师文化程度

　　可以看出，办学者整体的文化程度不高，大专学历者只占14%。而且，不愿透露其文化程度的21人，其学历也不会高。其中竟然有文盲也在办学，去给别人扫盲，也堪称奇谈。

　　3、办学者的教学经历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在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来办学，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2—3　打工子弟小学教师资历

　　在无从教经历者，有4人虽没有在正规学校的教师经历，但在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单干。

　　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的冯校长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先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安徽的张校长来京出租录象带，后来又承包旅馆；新县的陈校长来京种地，后来又做包工头；光山的管校长来京种地；固始的秦校长和梅校长以前都是收废品的；张北的段校长、李校长、吴校长、杨校长、张校长、薛校长、吉林的王校长、内蒙的刘校长以前都在北京包地种菜；新县的胡校长在京做了10年建筑工；固始的时校长来京后在印刷厂工作；张北的李校长来京后做保洁领班；内蒙的李校长来京后做老人护理工作；山东的张校长来京后做过会计。

　　结束语：打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义务教育的边缘化。它的产生反映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表明这种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人口大流动的社会格局，在面对新问题时无能为力。因为，体制之外的事物的滋生乃是体制本身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结果，在体制本身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才诉诸于体制之外。正因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把流动儿童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的校门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重要渠道。从这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体制不合理的基础上的。在我们为这一自发的流动人口的创造性产物赞叹的同时,民工子弟学校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1)外部环境恶劣,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机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获得合法的办学手续,事实上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

　　(2)民工子弟学校都属于私人办学；招收的都是民工子弟,办学者的利益驱动趋向部分的影响了一个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

　　(3)学校的开办十分简单。教学设施极度缺乏,建立这种学校所需资本较少，又不需要办学手续，办学者只要租几间民房，或者在菜地里搭几间窝棚，一个学校就张罗起来了。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学环境恶劣，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更缺乏图书馆等教学文化设施，学生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学习。

　　(4)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5)入学儿童的贫困状况严重，学校主要靠较低的学费来吸引由于门槛过高而被北京市的学校排除在外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处于底层,普遍的存在贫困的学生儿童。

　　(6)孤立生存：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办学，学校之间很少交流，由于体制壁垒，各个学校和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很少交流。

　　总之，打工子弟学校给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受低层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由于国家对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任何监督和规范，在这些学校里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成长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况是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所以，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对这些孩子来说，每耽误一年都会给他们的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必须尽快采取切实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吕绍青 张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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