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邹艳娟

　　目前北京最大的、拥有近2000人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人李素梅，原本是个民办教师，1993年起在京打工。回忆创办学校的过程时她谈到：“我的娘家兄妹于1990年左右都纷纷到京务工经商，他们最大的忧虑是子女受教育难。送回家乡入学无人监护，拖带在身边想进北京当地学校就读，又交不起赞助费，欲为子女入学举家回迁而放弃在京打工挣钱的机会又于心不忍。焦急无奈之际，他们恳求我自发办学，让亲戚家的孩子也有学可上。大伙帮我在菜地里搭了一间窝棚权作教室，用砖头、木板垒起桌凳，打工子弟小学就这样开办起来了。”

　　后来一些人看到这些学校的运作，通过学费可以回收投资，不仅可以自负盈亏，同时还有利可图，这块教育市场因此成为争夺地，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

　　在肯定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打工子弟小学的教育方式极不规范、教学质量很低，有许多仅维持在为孩子们脱盲的低水平。

　　绝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都是简陋破旧的平房、简易房，用石棉瓦或木板拼建而成，或由库房改建成临时教室。学生用的桌椅，多是以低价买来的北京市公立学校的二手货，高矮都不配套。有的学校处于创校初期，由于资金紧缺，在砖头上架块木板便算是桌凳了，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育。由于是私人投资，为了节省房租费用，教室内学生座位拥挤，最多的一班有84人。

　　教室没有考虑到上课的采光设计，有些教室甚至连窗户也没有。阴暗拥挤的教室冬冷夏热。冬天生着一个小煤炉，夏天教室里满是汗酸味。由于拥挤、不通风，学生们特别容易互相传染上腮腺炎及流行性感冒。在饮水与卫生设施方面，多数学校没有提供学生饮用水，有的学校校内没有厕所，学生只能使用外面的公厕。

　　大部分学校没有供孩子们活动的操场，有操场的也只是一片黄土地，只有部分学校有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最常见的是用破旧的桌子充当的简易乒乓球桌，连球拍都是以旧课本或小木板来替代。这仅有的、简陋的体育器材成为学生放学后愿意留在学校的重要因素之一。放学后，他们主要的游乐场是菜地、窄小的巷弄等。

　　今年秋季开学伊始，北京丰台区对打工子弟学校驱逐取缔行动中一个明确的理由即是：此类学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个别打工子弟学校也确曾发生过中午在校就餐的学生食物中毒的事情。

　　据了解，在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里，师资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一些学校的教师更是高中或中专刚毕业的学生。某民办学校的校长也承认：“学校的经费紧张，教师工资一般也比较低，这样自然很难吸引到高水平的教师”。有不少办学者以盈利为目的开办了民工子弟小学，师资东拼西凑，老师也拿不出教师资格证书。一些教师不仅教学水平差，而且没什么责任心。每年除了收学费时，从不与家长联系。

　　即使面对如此简陋的办学条件，流动儿童的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如果没有这种学校，这些孩子就失学了。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中，许多人有过短期辍学的经历，超龄入学的现象也很普遍。

　　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都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一般的收费每学期在300元左右或每月60元。而就读公立学校，根据有关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缴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600元，中学阶段为1000元。但实际的情况是学校收费比教育部门规定的标准要高得多，收费名目繁杂，最普遍的是赞助费，而赞助费的多寡与学校的质量和办学条件、地理位置相联系。高的能达数万元，低的也有数百元。

　　有许多学生舍弃了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机会，转到流动儿童学校。一位家长谈到，公立学校除了上述借读费、赞助费、书杂费，平时还有许多其他开支：如校服费、活动费(如春游、秋游)、辅导费(课后英语班、作文班)、班费等。这些开支往往更令家长捉襟见肘。另外，在公立学校借读的流动儿童，由于户口不在当地，往往被另眼看待。没有学籍，成绩不计入教学考评，并且无机会参加评三好和一些竞赛，孩子们在心理上感到受歧视、不平等。

　　让孩子不做新文盲的最合适选择只能是进“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说，这些孩子在非法求学，办学者是在非法办学，可是孩子总得读书，读书是硬道理。

　　中国农村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社会学学者徐鲁平表示，虽然现在北京、上海对这些学校基本上是不予注册的，也不予管理，但这种学校的产生是不合法但合理的。此类学校有这么多生源，说明了社会有这种需求。

　　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撰文指出：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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