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计划。”陈宇华对我说，“最大的理想是40岁的时候完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最后的理想是70岁的时候，归隐山林。”

　　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时候，而一般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往往是越小越有传奇色彩。

　　“初中对我是很重要的阶段。初中的东西就是要用心，只要用心还是不难的，可以学好，不用拿它当负担。”

　　成绩倒在其次，自我发展、自我计划的能力让陈宇华获益非浅。

　　中国的考试对学生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智力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每个学生在应付考试时，所展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才华，更多的是一种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

　　很多人的考试复习，会引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安排自己的复习步骤；在应付考试的过程中，优秀的学生学会了自我分析、自我解剖，他们会对知识进行分类，然后逐条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缺陷。

　　如果能够将考试情境灵活地转换为日常生活，那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成功的。

　　陈宇华可能属于少数的灵活的学生，以至于今天她还说，“我不怎么反对考试，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高中三年的时间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是黯淡无光的日子，可以做的梦很少，最大的梦想是自由。

　　陈宇华曾经历了一段学业比较低落的阶段，虽然很短，当时对她自己影响很大，可以说，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很长久的反思，按她的说法，“这个反思的过程一直到我现在。”

　　陈宇华说，自己常有想做点什么的冲动，第一不做考试机器，第二想要有规划自己生活的权力。

　　一般在中国教育体系里，这种权力需求是进了大学校门以后才出现的；高考之前，一切对考试的否定、叛逆和怀疑都是异端，在很多家长看来，这种思想是洪水猛兽。

　　带着这个思考，我们采访了陈宇华的父母，下面是我们的访谈记录。

　　笔：高三的时候，你们觉得宇华心理上有什么变化吗？

　　父：有啊，当时她天天批评这个教育，指指点点那个制度。一开始，我认为，成绩好了，前几名坐稳了，开始骄傲了。我和她妈妈有些担心的，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开始松下来了，觉得是不是应该管管这个孩子啦。但是，她妈妈说，孩子自己十几年都是自己做主的，没有必要吧。而且孩子说的也有道理。

　　笔：当时她说什么了？

　　父：有些记不住了。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她成熟了一些。她说自己以前很肤浅，嘴上不说，心里自我评价很高。后来，考试不好了，就不神气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得意的是那些分数。

　　笔：这句话挺深刻的，不过您不觉得这样想，会影响高考吗？

　　父：是啊。不过，从小我们就想好了，孩子的将来应该自己把握，只要她愿意，将来做什么都可以。有时候，我觉得宇华也算是个高考的“既得利益者“，不好意思批评这个制度。但是，中国教育有问题，考试统治了我们孩子所有的生活，我觉得是个悲剧。

　　笔：什么叫“高考利益既得者”？您不认为，宇华上人大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吗？

　　父：哦，我是这个意思，也算是我主张的一个教育观点吧。首先，在中国，高考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竞争机制。但是有一点，因为，我们社会的教育资源太少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种普及的权利。所以，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将来有所成功，比较好的安身立命，还必须在这个考试制度前面保持服从。宇华努力了，我们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了，但是反过来批评它扼杀孩子才华，教育理念不合理，个人没有选择权力，有些空虚，有点“得了便宜卖乖”。

　　笔；您认为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父：我们一直主张，教育应该是启发式的，启发孩子发现自己，孩子的学业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发现自己的程度，而不应该过分鼓励一种智力比赛，推崇谁得高分，谁就是成功。但是，我们很容易受一种“升学决定论”影响，所以在接受不同教育程度的机会上，为了避免“升学决定论”的影响，升学的选择应该是多元的，我们需要大量的高等院校，我想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宇华所说的“自由式发展”的家庭教育与他父亲这种开明的态度是分不开的，这么多年的自主教育，结合她自身所具备的一些优良素质：自觉、自信、主动，终于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对自己自我意识的挖掘，终于还是修成了“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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