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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我从公共管理学院转到财政金融学院，恰逢新生杯篮球赛开赛。当时班里同学还都不太认识我。当我打满全场比赛，抢下25分，10个篮板，以及连我自己也数不清的助攻之后，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你就是我们班新来的体育特招生吧?”
被误认为体育特招生，我几乎晕倒了……
情景二：某日无聊，遂于人大BBS版上留言：“或邀校内KOF(拳皇)917高手，华山论剑，一决雌雄。”未几，校内高手“倾巢出动”，均为大三、大四之师兄，领头四人为计算机协会KOF917比赛四强。遂与之决，“侥幸”悉败之。彼等遂举我为KOF新擂主。
相坐，随便闲聊，一人问余曰：“为何以前无缘相见?”答曰：“某乃新来学校尔!”又问：“想必为研究生矣!”我急释曰：“某实为大一新生!”众皆愕然!
过二日，学校风传，大一一高手战胜计算机系“四大天王”!
情景三：我因为参加学院内辩论赛表现出色，被招进财政金融学院辩论队，作为二辩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第九届辩论赛。
赛后聚餐，一位师姐对我说：“你认识今年我们学院招来的‘状元’吗?听说他是那种特别刻苦的人，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干。”另一位师姐回答：“这样其实也不好。当个书呆子是没有出息的。”听说我与“那个状元”都是辽宁的，就对我说：“许峥你虽然学习没他好吧，但你比他全面，比如说辩论赛，他就参加不了吧!”
这时一位老师说：“其实许峥就是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道学’的状元!”……以上三个情景，就是我进入大学以来碰到的。别人似乎很难把我——一个所谓的高考“状元”和球队主力、电子游戏高手、辩论赛队员等等角色联系起来。
大概在一般人眼里，一个“状元”就应该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白白净净的书生，但我想，我在用实际行动回击他们，状元为什么，一定要是那个样子?
这就是我，一个爱玩、会玩的我，一个不愿意做书呆子的我!
要想了解这是为什么，还得听我从头讲起：
差一点，我成了李铁的队友
我从小就爱玩，捉迷藏、打枪仗、玩水枪、盖房子，各式各样不一而足。一般天要是不黑，我决不会回家的，整天像野孩子一样四处疯跑。别的收获不大，惟独得到了一副好身体，什么咳嗽、感冒、发烧头疼之类的毛病，基本上和我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惟一一次住院，是因为医生说我贫血，父母当时很难相信，因为我像黑铁蛋一样，特别结实，而且一顿比我爸吃得还多(我当时也就六七岁)，怎么可能会让我留院观察，于是我有了平生第一次住医院的“历史”，结果第二天医院发现是他们把我和别人的化验报告弄混了，我是“一切正常”而决非“营养不良导致贫血”，于是我的住院历史就这样不了了之。
说来真是机缘巧合，当年我极有可能被招进足球队去踢球，而不是去上学。当时我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我叫她张姥姥，她儿子就是昔日辽宁队的队长、现今沈阳海狮俱乐部负责二线队的张光莹。老人家特别喜欢孩子，而我嘴比较甜，总是“张姥姥”“张姥姥”地叫，更是使老人家喜得合不拢嘴，于是就想让他儿子把我招去踢足球。
而那个时候，我也确实没事就在南湖畔，体委大院的训练场里和一群比我大二三岁的孩子踢球，踢累了就坐在地上隔着隔离网看辽宁队训练，我那时候最喜欢傅博和傅玉斌。不瞒你说，那些和我一起踢球、看球的孩子当中，就有今天辽宁队的很多主力，像李金羽、李铁、曲圣卿……不过那时候他们还没这样风光，跟我们一起喝凉水，一样穿着破旧的球鞋。
但是，父母是不鼓励我踢球的，因为我家虽不是书香门第，但好歹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我爷爷思想比较保守，认为只有读书，上大学，才是人生的正途，踢球玩玩可以，但把它当成职业，岂不是“步入邪路”。再加上我又是长子和独孙，他们也很怕我受伤，所以踢球一事他们总是表面上不置可否，实际上坚决反对。后来我年纪日长，学习也越来越好，这终于促使父母彻底打消了让我去踢球的念头。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当时父母同意让我去踢球呢?如果自己坚持一下呢?如果张叔叔做做父母的工作呢?如果……
那也许今天就没有一个当文科状元的“许峥”，而有了一个职业球员“许峥”，这两者究竟哪一个更适合我呢?也许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够回答，但我想就今天来说，父母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球员何止千万，但状元只有一个!
不知不觉间，我就上了初中，在这里因为场地与安全的问题，足球由世界第一运动变成了“被禁止运动”。于是抱着玩一玩、试一试的态度，我开始了“篮球人生。”
但篮球带给我的初次体验却是悲惨的失败。
那是我们班第一次打校内联赛，对手是二班。那场比赛我们的状态很不好，每个人的准星都有问题，更糟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配合，每个人都在埋怨别人，最终我们在一败涂地中收场，比分更是让人心碎：27：2。
当时的失利，使我们很痛苦，一帮大小伙子，无精打采地回到教室里。我只是觉得没脸见人，似乎我们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学，对不起那些给我们呐喊助威的啦啦队!那种感觉，甚至比考试不及格还难受。
输得这样惨，全班男生都憋着一口气，大家都发誓一定要“刻苦修炼”，打败二班。于是我全力完善我的“大前锋技术”。我开始拼命地抢篮板，当时公牛还没散，于是全年组都知道七班有一个“罗德曼”。
然而不久，新的问题又来临了，父母并不支持我打篮球。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不好，他们更是将打篮球归为导致我成绩不能有效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对我打球横加阻拦。他们拒绝为我购置一些必需的装备，例如球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来教育我：“学生以学为主，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打篮球达到健身的目的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专业，那样会浪费太多时间。”
从这时起，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生活在夹缝中的感觉。一边是学习的重压，父母的期盼，另一边是要打败“敌人”血洗前耻的冲动——一个少年开始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这大约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培养模式吧!
于是我开始实践那句极训“短时高效”，努力地学，同时努力地玩。当时记得刘墉和他儿子出了一本书叫《做书虫，也做玩家》，我把它放在枕边，努力按照上面的话去做。但同时我心里也清楚，刘墉之所以能写书是因为他上了哈佛，而决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我要想证明自己，靠的只能是学习而绝不可能是篮球。全面发展，不等于全面优秀，最终是在事实上，我像父母说的那样把篮球变成了“业余爱好”!
尽管这样，我还是从运动中受益匪浅的，通过它我学会了与人合作。篮球是一项团体运动，没有队友的配合与支持，就是乔丹也会孤掌难鸣，所以你必须学会合作，尽量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帮助别人，这样别人才会在恰当的时候回报你。
通过它我学会了保持尊严。篮球是一项强对抗的运动，在这种运动里要想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你必须使别人尊重你，否则你很容易被弄伤，这需要你记住一条：“雄辩如银，沉默是金。”
也是通过它，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便是周洋，后来的“雪碧”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冠军。 今天我打篮球，更多是一种爱好，而不会太在乎输赢，因为这样我会更充分地享受到运动的乐趣与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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