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类人

　　顾帼英，杭州人，自称为“三高”类人：年龄“高”，学历高，收入也就特别高，难免会孤身一人。

　　仅仅听说她是杭州外国语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就已经让人觉得很“高”了。1985年，顾帼英高三，正是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如火如荼的时候。本来成绩不错的她一头扎入《射雕》，结果考入了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后进入杭州一家大型国有通信公司任翻译。

　　工作过程中，发觉自身知识结构有些单一，于是又在业余拿了一个电大的国际贸易本科学位。后来，公司要发行B股，她经常需要与国外的券商接触，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有MBA学位，更感到自己的知识面较窄，于是去考了美国雷鸟商学院的MBA。公司愿意承担她赴美读书的费用，约定学成后必须服务五年，1997年，顾帼英去了美国。

　　虽然没有生活的压力，不需要为生存四处打工，顾帼英还是拼命地埋头修学分。本来可以分两年完成的学业，她硬是一年就读完了。主要因为那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天气酷热，身在异国他乡，又特别孤独。1999年，完成学业和实习后，顾帼英回到了公司，任首席商务代表兼商贸总经理。2001年，顾帼英进入美国3Com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负责策略联盟工作，日前又回到杭州，处于半SOHO工作状态。

　　顾帼英至今单身，并不是要求高，而是看得到的“三高”障碍，男的总希望女方比自己弱一点。“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顾帼英原先也在这方面努力过，现在放弃了。

　　假如将快乐折成钱，那就是高薪

　　与一位“三高”白领的对话

　　约见顾帼英，她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几个她与朋友们常去的地方：蓝山、上岛、星巴克……最后，我们选择了安静的蓝山。

　　堵车，我们迟到了几分钟，顾帼英已经很准时地等在那里了，夕阳的余晖透过街边的落地玻璃窗洒在桌上，穿着一件普通的纯白V领T恤，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她要了一杯一品蓝山咖啡。在莫扎特《奏鸣曲》的悠扬旋律里，我们的话题围绕着金钱与快乐的关系，似乎有些“俗”。

　　新民生：朋友说你经常称自己属于“三高”类人，从国企跳到外企后，有了更丰厚的薪酬，你为此而快乐吗？

　　顾帼英：其实，我在国企时，公司里给我配了车，也经常会出席一些丰盛的晚宴，那时的收入并不低。但是，在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以后，每个月多拿10000元或是20000元钱，其实没什么意义，你不会觉得快乐，而且我也不会去花更多的钱———我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平时开销也不大。

　　有很多时候，人追求得更多的是非金钱的激励。比如，你对某些事有决定权，就能产生成就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给员工授权，其实也是一种“报酬”。

　　我换工作，除了钱的因素，只是想去尝试一下外企的生活以及工作。

　　新民生：是不是说你的收入、职位上升的同时，以往一些最简单的快乐也开始离你远去？

　　顾帼英：前几天，我回到杭州，加入了SOHO一族，和朋友相处的机会多了，也有时间把家布置得温馨些，感觉上要好一点。原先我在上海工作时，很简单的小快乐有时都无法达到，比方我养了一盆花在杭州的家里，但因为一星期有五天是在上海，所以只能把这花寄养在花店，到周末再捧回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连这么小的快乐都得不到。

　　我觉得快乐在各个时期有着不一样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的要求就很低，很多人可能都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快乐。我养了一条热带鱼，前段时间在上海，每个周末回来，只要看到鱼还活着，我就很开心。我目前还是单身一个人，家里没有声音，除了电视就是自己，所以养一条鱼，好歹还是个生命。

　　我想，对于一份工作来说，如果它的物质报酬不是很高，但如果它能给你带来快乐，也是很值的。如果把快乐折成人民币，我以为那就是高薪——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钱可以用来买快乐，但快乐不一定能用钱买到。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自己不是“三高”，我可以还和以前的同事朝夕相处，得到许多快乐。读完MBA，我不留在美国，除了因为我是第一个由公司出钱出去读书的员工，不想断了后人的“出路”，更多的也是出于回来能更快乐的考虑：在美国挣的工资绝对要比中国高，但同时许多东西也被剥夺，包括吃中国餐的快乐、与朋友亲人交流的快乐。这样人就会很孤独，我一个朋友就抱怨他是在美国坐牢。

　　新民生：跨入“三高”行列，你的朋友是不是也水涨船高了？

　　顾帼英：不是。我绝大部分朋友还是以前单位的同事、一些老同学。因为在外企，同事之间更多的是工作关系，大家都是各管各的，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私人事情和他们说。大家交流的机会很少，只有吃饭的时候会说说话。比如我在美国总部工作时，老板就坐在我后面，有工作要与老板交流，我们照样是发电子邮件，发完邮件我会回头通知老板收。在国企，个人的事情几乎就是大家的事情，同事关系往往还会加上姐妹朋友一样的关系，有不顺心的事都可以跟他们说。在外企就不太可能。原先我在国企的同事，和我已经有10年左右的感情了，也是一种缘分，即使我现在离开了，我们还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挺不容易的。

　　新民生：赚那么多钱，你平时怎么花？会作些投资吗？

　　顾帼英：我一个月基本开销包括付房子按揭、家庭供给、日常消费一般要一万多元。

　　我现在住的房子面积小，功能不够，前年买的那套房子又在杭州远郊，目前还不大方便，有机会我可能会出手。今后想到家搬到钱江南岸，主要是看中它的环境。

　　我并不想激进地投资，毕竟是打工的，什么时候说不定就没有这样的高收入了。房子的按揭毕竟还是有些风险，剩下来的钱，就是买些股票，或者就放在银行里。我会抓紧时间补充知识，因为是学文科的，没有技术背景。我也学法律，会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新民生：不考虑钱的因素，你会选择在哪里安家？

　　顾帼英：在世界范围内，我会选择法国，因为我喜欢法国人浪漫的生活方式。而在国内我觉得杭州不错。我觉得上海适合商务，有一个很规范的氛围。如果你要发展，那么需要到北京去，因为许多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升迁的机会比较多。不过主要还看个人追求。

　　新民生：你最喜欢在杭州哪些地方消费？会为了买衣服跑到上海去吗？

　　顾帼英：其实，我对是不是名牌并不十分看重。以前作为公司白领，工作也就穿套装。除了穿西装的场合一般要代表公司形象，需要讲品牌、有好的质地外，另外只要舒服就行了。我不觉得穿名牌就怎么样了，人的经济实力一旦达到一定高度后，就没有物质方面的攀比心了。在家SOHO之后，更连职业装都省了。

　　上海和杭州的衣服，在我看来没什么大区别。上海有的，现在杭州也大多能买到。在杭州，杭州大厦逛得多些，有时也去银泰，不是价格问题，那里购物环境不错，购物的过程是快乐的，有时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去购物，当然要讲究气氛，尽管衣服买回来也不一定会穿。

　　有时也和朋友去泡泡小酒吧，到蓝山、上岛去喝喝咖啡。去的都是自己熟悉的场所，就算一个人去，也会有很多朋友一起玩，有亲近感，不会为了追求档次，刻意去高档消费场所。我在上海时，也经常来杭州公干，可以住四星级的宾馆，我宁愿住自己家。以我现在的收入，出入杭州的高档场所也不是问题，但当那些东西能够很轻易得到的时候，获得它并不会觉得特别高兴，也就没有必要。而且，去那些地方谁跟我玩呢？

　　新民生：如果给你一百万，只用于消费或投资，你会怎么计划？

　　顾帼英：我会选择将50%的钱用于股市，另一半用于购房，支付首期房款及储备部分按揭款。

　　新民生：你说现在不刻意在感情方面努力了，有没有想过年老后怎么办？

　　顾帼英：我认为感情的事情刻意了，痕迹就太重，顺其自然比较好。而人也不是非要结婚才算结束了孤独的生活，单身只是形单，孤独却是神单。即使能执子之手，要与子形神兼备地偕老也绝非易事。

　　我觉得周围环境变得太快了，如果不能在人生旅途上互相体谅，调整各自的步伐，两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再说年老并不是不能有爱情，其实你在等待的时候，别人也在等待，所以驿站并不孤独，对于具有“三高”的单身女性来说，最重要还是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虽形单而神不单地快乐生活。

　　新民生：朋友聚会是不是都由你买单，你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多少？时间长了会不会有想法？

　　顾帼英：如果聚会的朋友中，我的经济实力比别人都强，我肯定愿意买单，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事业上比较成功，所以并不是每次我买单，事实上很多时候还轮不到我买单。

　　新民生：好象你曾说过，杨澜是一个很成功的典型？

　　顾帼英：我欣赏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该做什么，你都做了，而且做得比别人出色，这就是成功。因为杨澜说过“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而她确实都做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孩子说跳级，我认为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人一生之所以有这么多步骤，有它的科学性、合理性。(记者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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