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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佟新副教授访谈
本报记者 沈颖
白领女性跳槽率居高不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源于女性升迁时遭遇的“玻璃顶”效应。民企神州数码、外企安利这两家背景截然不同的公司在职员性别的比例上也是迥然相异， 但是两位人力资源总监在谈及“玻璃顶”问题时的态度却不无默契，似乎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男性。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0年3月申请了中国妇女研究会的课题，同年10月获得资助。到2002年5月，课题进展顺利，通过对60多位女性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整理了45万字的宝贵资料。重点研究妇女最初的工作取向和最终的职业选择之间的变化，分析妇女职业发展过程及相关的自我认同；寻找影响中国城市妇女职业发展的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原因，探讨妇女职业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被丈夫的职业发展所影响和限制。
南方周末：上海的一家策划公司最近在针对都市职业女性的一个调查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在公司的经理层中，男性为57.9%，女性为42.1%，基本平衡，但是在总经理的职位上，男性比例跃为83.4%，而女性则锐减为16.6%。是什么阻碍了职业女性的进一步晋升？
佟新：在我做的课题中，其中关于高科技行业的职业女性的访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IT行业的高层，几乎很少有女性的影子。我们的研究从理论层面上看相信现有的妇女职业发展状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开始我们想直接找到阻碍女性晋升的外界显性因素，但在访谈中发现，有许多进入这个行业的非常优秀的女性似乎是自愿放弃的，有的甚至回到了家庭。这里面有一种性别意识形态在潜在地起作用。
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赋予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以最高的价值，由此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有关性别行为的标准的刻板印象，例如，成功的女人家庭生活肯定不幸福，女人的幸福建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之上，母爱是天然，没有母爱的女人是坏女人，等等。在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社会会形成一系列有关什么是好男人和什么是好女人的标准和性别气质形象，如男性是进取的、智慧的、高效的，而女性是温柔的、被动的、效率不高的；男人的成功在于事业，女性的成功在于家庭等等。这些男性应当做什么和女性应当做什么的理念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几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到最后女性自己会冒出这些念头：这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南方周末：现在的职业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上一代女性职业生活的积极影响，但当她们面临的职业发展机会比以往更多时，很多优秀的女性内心却更矛盾了，她们是在为自己作选择吗？
佟新：访谈中发现，1949年后的30年，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性话语使那个时代的女性往往以工作为乐、以事业为荣。1965年以前出生的女性(这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当她们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时，她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当成好女人，她们会相对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职业成就。而此后出生的女性们，特别是职业有了一定成绩的女性们常常会面对角色冲突，甚至总是处于自责或选择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好”可以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现在女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人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想象。
现实中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白领丽人的潇洒，下岗女工的疲惫，女领导的强悍，打工妹们的艰辛以及全职太太的舒适，又使她们面对职业发展时矛盾重重。社会(男性主流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在内心交织，最终要求女性作出“自己”的选择。此时的女人还是“自己”在选择吗？她们把这种压力投向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质疑，她们是替社会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自身却永远地处在了角色与冲突之中。
南方周末：有专家认为，目前正处于学校教育的一代女性也出现了“成功恐惧症”或“家庭成就”倾向，这是什么原因？
佟新：有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女生的独立性远远高于男生，其成就动机也高于男生，但从初中开始，女生的成就动机低于男生，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在大学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女性是逐渐放弃自我发展的追求，去顺应社会已有的性别期待。
一项对女大学生性别认同的研究表明，女大学生在工作后比学习阶段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度明显降低了。“与在校的女大学生相比，在职的女大学生对社会的抱怨更多，认为如果自己是个男人，会比现在更有成就，同时也更多地肯定女性对家庭的责任。”在职女大学生否定自己性别的原因，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在生命周期中，生育使妇女感觉到性别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对自我性别持肯定态度的女大学生中，83%认为，“女性的压力比男性小，事业有成更好，一事无成也不会有多大压力，进退自如”，这正说明了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通过妇女自身的反思，转化为一种共识，成为女性缺乏成就动机的原因。
南方周末：中国的城市职业女性在职业发展上，在多大程度上被丈夫的职业发展所影响和限制？
佟新：从女性的生命历程看，大多数人都要经历从女孩到妻子再到母亲的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这些转变正与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相重叠。由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期待着女性在家庭上更多的付出，以至于妇女因为现在或未来的“家庭义务”自觉地“选择”把自己交付给少与男人竞争的、没有晋升机会的工作；而这种“自主”选择又进一步传递和再生产了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有研究表明，妇女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是摇摆不定的、充满变化的。有一组对27-37岁、社会背景不一的女性调查，67%在早期拥有家庭倾向的女性成年时将其倾向改变到职业方向，63%在早期没有家庭倾向的女性成年时变成了有家庭倾向的人。
在中国，目前虽然有了现代的外壳，但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以家庭利益为单位的，丈夫的成就高低转化为和她息息相关的家庭利益。在两人都可能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往往选择了在目前的社会资源下，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一方，多数情况是男方。家庭利益取代了性别利益。
工业文明给妇女带来了两难：她总是要对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进行孰轻孰重的选择，冲突的内核是到底什么是“她”的主要角色，或哪些角色的成功胜任代表着她们的成功或被认可。今日的中国女性仍然处在这样的选择之中。家庭作为生存单位作用于两性职业发展，成为女性职业发展路上的温柔陷阱。掉进这个陷阱的女性，有的本身非常优秀，但当选择回家时，她会这样很自豪地安慰自己：我在职业上成功过，我同样也能当主妇，我什么都能干。
南方周末：有人说，现代职业女性的痛苦在于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和浓郁的母性之间的反复挣扎。您觉得要使得她们获得内心平衡的出路在哪里？
佟新：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女性职业发展，而女性自身的职业经验、受到鼓励的程度以及相关的性别交往都可能使女性作出多元化的选择，但在迈向与男性职业发展相同的道路上，女性的代价要大得多。
北大有一个70多岁的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对现在的女大学生中“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论调非常痛心，她这么大年纪了仍常常为公益活动奔忙，想去教育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当然也会有触动，但她们尊重个人选择的观点却很难动摇。性别教育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在中国还是一种尝试。
社会机制的改变并非易事，有时候个人会很无力。我觉得在依赖女性自身的力量外，可以尝试在职业女性的小范围内形成一个心理支持网络，就是在一个遭遇同样问题的女性团体中通过交谈、发泄，彼此分享经验，互相理解来疏导不安和不快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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