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伟枫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英国是撒切尔时代，这个政坛铁腕夫人铁着心的走保守路线，在撒切尔夫人眼中，六十年代无疑是个糟糕透顶的年代，极端自由主义泛滥，社会稳定被从国民思想上瓦解，而1990年的那场反撒切尔示威被雷厉风行地镇压下去，世界改弦易张成为“雅皮士”的天下。年华老去的嬉皮士们于是收了性子，再不提“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修身齐家去了。“当激进派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时，他们被谴责为束缚千姿百态的社会；当他们没有制定出计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谴责为空想。”这是他们心中的无奈与悲哀，只是事隔多年才有人说出来。

　　当然也有很少的一批人准备一条路走到天堂。这些当年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学院新左派，或者新一轮抗议运动的领袖。千禧年的五月一日，游行人群砸烂了整整一条街，还与防暴警察展开街战。示威者也没有放过议会大厦，丘吉尔铜象被涂上红漆，带上了朋克式假发。示威人群中，举目诸多灰发。手法与阵势已经不复三十多年前的盛世，却依旧是理想火花与旧日情怀的大爆发。

　　比起他们来，英国如今这批Teenager们的叛逆称得上幼稚与低劣。因为如今的反叛再没有理想的依托，更无从谈起影响世界的文化、政治走向。

　　在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叛逆者和正逐日老去的绅士们之间，是学校教育以及教堂。当这些叛逆少年长到了十九岁，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上了职业学校，政府给在校的大学生提供贷款，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危机。还有的终于够年龄找个工作，才终于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当然也有人从此留在了街头从此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他们就不而曾经犯过的错误感到内疚么？好像他们已经把一切都忘记了一样。”看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生们在阳光下谈笑，我有些好奇地问英国本地的同学。“我们去教堂。”他笑着答，“所有的罪都可以向神甫告解，上帝原谅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想这同样也是英国离婚率低的原因吧，年轻的英国人放纵轻狂，很多人都做过年少荒唐事，但一旦当他们决定成家立业，便通过忏悔的方式向过去说fare well。这是宗教的力量，通过信仰获得重生。

　　英国是座大西洋中沉浮的岛。生活在岛上的人，性格会趋于内向，耽于幻想。当有一个诱人的理想摆在英国人面前，他们愿意在第一时间为之奉献一切。但是当时间走进二十一世纪，阳光都是金钱的颜色，谁都是在喧嚣尘世里“讨生活”。少年们成长起来从家庭走向街头，又从街头回归校园。“六十年代人”落下“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声名，他们曾经的反对形式被曲解为“陶醉于不负责任的快感。”梦想已经不在风中飞翔，却不知降落何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对于自我存在的探索依旧在公共意识与政治思想上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深远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被纳于社会体制之中以前，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而西方八十年代的“政治正确主义”将目光投降了社会上早已存在却常常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妇女、同性恋、精神病患者、老人都不应当受歧视。

　　理想与现实，就如同空气与灰尘，历历分明。“六十年代人”回首的刹那，灰尘满肩，两鬓霜华，他们都清楚地知道，革命后继无人，理想的乌托邦已无处寻觅。但六十年代依旧是沉默中突然爆发的呐喊，她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此夺目，以至于不能被轻易归纳，而成为二十世纪中的“断代”。理想是完美的，但对于这个现实的世界来说，完美是一种罪。

　　不断继续的，唯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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