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教育体制、就业机制等密切相关，扩大视野，从更高层面、更宏观地角度思考大学生就业问题有利于我们开拓思路，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从本期开始，本刊推出“专访”栏目，本刊记者与教育专家、经济学者、社会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职业咨询专家等面对面，就大学生就业、高等教育改革、就业体制、人才环境、人才素质、职业发展规划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对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而言，2003年绝对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当年扩招带给他们的兴奋如今却也造就了他们在人山人海的招聘会现场的汗流浃背与苦不堪言。就业难的呼声从大学生口中到高校领导层，进而是教育部、人事部等政府部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育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如今，2003已过，2004年的钟声是否依然伴随着“毕业即失业”的恐惧？记者走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博士，听他谈了一番对于这两年我国就业的看法，对于大学生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却也是必须去面对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的专家，请您谈一谈2003年我国的整体就业形势，以及这一年政府在就业方面工作的着力点。

　　杨宜勇(以下简称“杨”)：从总体上说，2003年的就业情况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非典对就业的影响出乎我们的意料，同时2003年的就业目标的完成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和去年相比，2003年最大的突发性事件就是SARS，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它对就业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那个生命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第一要素的时候，就业自然而然退居为相对次要的因素。但是尽管有那么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目标还是基本完成了，如失业率的控制、新增就业岗位的完成等，这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

　　2003年政府在就业方面的着力点我觉得有三个，一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一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一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记：您对于2003年就业工作的总体评价是什么？您认为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杨：从总体来看，我们对就业的一些判断是符合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边提出的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原则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重大举措，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要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但是，这是针对目前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言的，我把这些问题归纳为四个不协调，即过分关注城市或者说市民的就业问题，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关心不够；过分关注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问题，对其它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关注不够；过分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普通群众的就业问题关注不够；过分关注就业岗位的问题，而对就业质量问题关注不够。

　　记：能不能具体谈一下您刚才说的这四个不协调？2003年大学生就业难引起很多人关注，政府也相当重视，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四个不协调中的“过分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普通群众的就业问题关注不够”？

　　杨：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就业的权利都是一致的，没有高低贵践之分。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就业的责任有三点：一是有责任把国家的失业率控制在自然失业率以内，二是要维护其就业者的基本权益，三是帮助弱势群体就业。就业的权利是劳动者天赋的人权，我们目前“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在表述上是很到位的，实不实现就业，首先是个人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需要关注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所有人，就是说十个指头虽说不是一样齐，但是尽量也要照顾齐，而且应该更多地关注弱者，而不是强者。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是最具有活力，最具有竞争力的要素，适当的关注是必需的，但是国家没有更多理由给予大学生过分的关注，相对于对农民工问题而言，我认为目前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反应已经是比较足够了。毕竟这种关注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国家的公共资源向一部分人倾斜就是对另一部分人权利的损害。

　　记：但是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源中的“优质产品”，长期以来一直沿续着政府帮他们解决就业的思维和模式，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就业问题上遇到挫折，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如果不管他们，他们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您对此怎么看？

　　杨：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是昨天的大学生了，中国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一种大众化的教育时代。1977年我们高校只有23万人，2003年各类高校招生达到300多万人。我觉得2003年对大学生就业来说就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从精英就业向大众化就业的转折点。能不能完成这个转折，关键取决于大学生自己。

　　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的大学生人数增加很多，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就业质量发生变化。试想一下，今天我们的大学生，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专生要多，今天的大学生要想找到工作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目标，像上个世纪的中专生一样，来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的就业，这是方向。市场才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有没有能力，一切都要通过市场的检验。现在有些问题我觉得就是路径依赖，目前我们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有其过渡时期的特征，但是今后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淡化一些东西，这是我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大学生毕业后有一定比例找不到工作和不找工作的人才是正常的，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东西。100%的就业率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统分统配的产物，事实上计划经济下大学生毕业生也没有100%的就业率。

　　记：您说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是昨天的大学生了，是完全从数量意义上说的，还是另有一种涵义，就是今天的大学生质量也不比从前了？大规模的扩招使大学生整体素质下降，这是不是也是他们就业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人说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应该归结于扩招，是高等教育发展步伐迈得太大了，扩招扩得太快了。您怎么看？

　　杨：什么叫快？什么叫慢？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高等教育有三个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阶段和普及化教育阶段。15%是大众化阶段的目标，很多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普及化教育阶段，就是说青年人高等教育入学率(18到22岁人口中在校学生的比例)达到50%以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时能达到70%，一般都能在65%左右。将来我们的目标是50%，那么从98年到今天好不容易从9%走到了15%，这算快吗？

　　上周六在人民大学和2000年诺贝尔经济获得者赫克曼教授对话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是远远不足的，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包括国家的和社会的都加在一起，比印度的还要低。所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是符合我国的特定发展阶段，也符合世界潮流的。

　　现在出现的这种只要高等院校招生，就有人报名的现象，也说明了目前我国的高校还是短缺的。2003年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暂停扩招，但是也有很多人给我们写信，说为什么要停止扩招，说我那孩子就在那个线上，你今年再继续扩招40万，我那孩子就能上大学，你现在不扩招，我只能花更多的冤枉钱到国外上大学。所以这都是公共政策呀，社会有这个需求。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还有长足的发展。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于扩招，这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大学生的素质问题，我刚才说过，市场是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

　　记：不少人认为，现在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承担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他们需要找一份好工作来收回这比投资。尤其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来说，他们为子女上大学付出了很多，却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结果，这太不公平了。

　　杨：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出在大学生本身，或者说大学生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家庭的影响很重要。现在很多家长在纵容大学生的这种情绪，他们对孩子说，你一定要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不能迁就，甚至说没有好的工作你先在家里待着，我养你一两年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一边找工作一边学习。

　　2003年1月份，我们在北京市的劳动力市场做过调查，一般的大学生一毕业就要4000元的月薪。有一个台资企业的老板说，我只愿意出月薪2500让他们试一试，但双方没有谈拢。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主管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高的价钱？你还没有进入社会，也没有工作经验，我还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得怎么样。

　　但是对此大学生们却有种种理由：这些年扩招后花了很多钱，他们甚至说所有的成本都是自己负担的。我说你错了，并不是所有的成本都是你自己负担的，因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仍然是一种半收费状态，并不是全收费，并不是完全按市场来收费。但大学生们认为他们负担得已经够多了，所以我要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国家在高等教育的投资上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学生本人及其家人并没有负担高等教育的全部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国家的投入平均相当于国立大学大学生家庭全部投入的50%。只是与以前相比，他们投资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急于回报。

　　记：在当前这种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下，有一些专家提出了创业，鼓励大学生创业，为社会制造饭碗，您对此怎么看？目前我国的大学生创业环境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呢？

　　杨：我同意这种观点。大学生是最有能力创业的群体，现在更多的是缺少一种精神，而不应该埋怨环境，即使环境也有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很多知青回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了大学，一些人因为父母关系的原因有了公干，但还有一些人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干起了个体，他们当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今天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环境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所以不能够一个劲地埋怨环境，应该先培养一种创业的意识。

　　大学生就业难反映了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着某些不足，甚至有一些重大缺陷。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缺少这种创业意识的培养。我们培养的往往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市场经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说得极端一些，市场经济就是遵循一种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所以，大学不仅要传播知识性技能，而且要着重培养非知识性技能，这样才能使大学生自立。

　　记：前阵子媒体上也有宣传，比如大学生摆地摊，才子卖肉，引起很多争议。您觉得这样一种创业是不是对大学生所受教育的浪费？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

　　杨：我觉得不浪费，不就业不是更大的浪费吗？大学生不一定全是人才，尽管90%以上的都是人才。高等教育不光是让你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取对社会的适应性，它既强调知识性，也强调非知识性的技能。你有适应性，你就会有机会。你具有一种创业的精神，你是一个人才，你必定会脱颖而出。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是干个体还是选择失业，只有到了那个份上，身临其境了才会有一种就业的愿望。现在很多大学生就业的愿望不足。在国外，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失业者是很困难的，你得有就业意愿，要有证据。比如这几个月你有没有找工作，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那么这几个月你根本不能算是失业者。还比如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你嫌工作不好不去干，那也不是失业者。对中国的大学生来说，现在主要是解决一种观念的东西，这要靠他们自己去体会。

　　记：您能不能对我国2004年的整体就业形势作一个预测，和2003年相比，2004年就业会有哪些好的因素，哪些不好的因素？

　　杨：从总体上看，我认为2004年就业是比较平稳的一年。从宏观上来讲，我国的就业形势是趋于严峻的。从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因素来分析，大概2004年需要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在1200万左右，而经济增长本身可以提供的新增机会大约在900万左右，这都是增量。但是从大环境看，现在大环境基本比较稳定。与就业相关的无外乎三大类因素：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技术进步的因素和社会转型的因素。2000年我国经济体制框架基本上已经清楚了，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2003年在新的发展观方面作了些调整，决定一些难题的因素基本上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国家经济也不太可能有太大的起伏，比较激烈的促使就业恶化的因素不会存在。相对于2003年出现了SARS，我觉得2004年的就业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

　　就积极因素来说，中央对于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强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优先发展那些对就业增长空间比较大的产业或企业。另外一些区域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发展。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启动，2003年发改委也安排了100多个项目，2004年东三省的就业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一个地方要发展，制度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也缺不了。这些项目只是物质资本，东三省和上海、天津、北京相比，人力资本还是低得多，另外还要靠制度创新。这三个资本良性互动，才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机。

　　记：对于2004年大学生的就业您有什么看法？2004年高校的就业率会比2003年有所上升吗？

　　杨：中国大学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从世界范围内看绝对不能说低。我们考察了市场经济国家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发现市场经济国家大学生一次性就业率，很少有超过50%的。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高校的一次就业率，而国外比较关注二次就业率，就是当年年底就业的大学生人数比率。

　　2003年7月份教育部给国务院汇报的是70%的就业率，如果到年底这个比例应该还是比较高的，我估计会在85%以上，这比国外要高得多，国外就60-70%。我们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学生也要适应市场化的就业。如果说大学生的就业率要达到100%，那就是计划经济了，又进入统分统配了。不管怎么说，70%也好，85%也好，我国的大学生就业率并不低，现在我们的理想值设定得比较高，我们的期望值应该和现实对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合格的大学生，是能够有效地利用知识创造知识，通过技能增进技能的人，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否则就是大学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高等教育的模式还要改革。

　　记：谢谢您，杨教授!

　　杨宜勇

　　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