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制度谈改革，对渴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教育来说，带有虚妄性。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刊于今年1月曾推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专题，部分专家、学者围绕对传统学校制度的反思、什么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本期我们刊发上海市进才中学校长袁小明的文章，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加入思考、追问与行动的行列。

　　教育改革的重心当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文/袁小明

　　直面教育改革的重心

　　从我国提出科教兴国基本国策，到今天在全国范围推行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改革，这一过程无疑已经彰显出以人才优化和知识更新为核心内容的科教发展的战略态势。在教育界，以素质教育为旗帜的改革首先在学校管理、课程与教学以及学生德育等方面展开，思想之活跃，行动之迅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我们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学校的教育立场基本不变，教育评价单一、落后，管理手段行政化，人才水准不高，教育效率低下，人才出不来，庸才流不出的现象普遍存在，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尚未优化，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当初国有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力度不大，主导制度框架尚未受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冲击。

　　那么，为什么当整个传统体制经受挑战的时候，国有企业会首先暴露弊端，面临危机，感受阵痛，而教育的体制性弊端却难以察觉呢？其原因有二。一是教育长期被作为纯粹的事业性行业而受到国家的扶持，经营理念的贫乏，运作技术的低下，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充分暴露。行政手段在学校内部和外部管理中被普遍使用，又使显露的弊端被经常遮盖。事实上，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某种情况下常袒护落后抑制强者。如，在学校人力资源优化的过程中解决冗员是难免的，然而，当矛盾发生的时候，由于行政的介入，往往使问题或者复杂化或者因选择息事宁人而使改革者受到伤害，从而既阻碍了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也使法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二是由于教育质量意识和质量标准的偏差而造成的教育产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应性假象。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的质量是以升学率来体现的。其实，就整体而言，升学率是最不能体现教育质量的。像上海的升学率仅仅取决于当年上海市的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和高校的招生数，因此，学校之间热闹的升学率竞争既无助于提高教育质量，也无助于提高教育对社会的贡献率，更不能解决提供科教产品的效率问题。但是，这种教育质量观却强化了教育与社会的适应性假象，提升了应试教育生存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庇护了教育的体制性弊端。

　　教育的生存性制度改革

　　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究竟如何？2003年11月5日，数学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对此坦率地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那些认为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要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的看法，都是多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丘成桐并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他还指出，就同样进入哈佛大学的学生而言，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要强得多。丘成桐甚至认为，无论是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还是学习的灵活性，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说中国学生优于美国学生都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我们不想对丘成桐的结论作评述，但丘成桐的观点对我们长期所坚持的教育质量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有人评论，丘成桐揭开了中国教育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这一评论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存在着模糊性；二、这种模糊性已经构成了中国教育评价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又恰恰遮盖了教育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使教育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我国教育改革的力度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素质教育的提出表达了我国新的教育立场的确立。但是，在改革中，我们比较多的是注意具体的改革对象及改革方法，如学校管理改革，课程与教学改革、学生德育改革以及人事制度、分配制度、高考制度、招生制度等等那些直接面临矛盾的对象或领域，而相对忽视教育的生存性制度改革。这与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

　　我们知道，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这一二十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是在宏观大背景下展开的，改革的目标直接指向企业的生存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消除一切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创造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因此，尽管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全建立尚待时日，但其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特别是由于“政府的相对退出”和市场的准入已经使今天的中国企业有了一个可以施展手脚的舞台。其中最有效的机制是产权明晰和权利边界明确的利益主体的市场公平竞争法则。相比起来，学校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比较差的。产权不清，政府干预过度，教育评价标准混乱以及市场中介制度供给不足都严重地制约了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教育中久拖不决的问题从深处想大都与制度有关。乱收费便是一例。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遍的所谓教育乱收费现象，长时间得不到纠正更属罕见。是中国教育的行风不正？还是中国学校的校长人品不端？我看都不是。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人和钱。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人和钱，而在于在人钱两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制度安排让学校获得人和钱。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安排，那么对学校的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必须有所限制。但是，这又与今天社会对教育的超常规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这就告诉我们，在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必须十分关注教育的制度安排，把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传统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结果一直不理想。事实上，目前学校所进行的内部改革，包括课程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等都未能从根本上激发起学校的发展活力，缺人缺钱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改革的成败也难以确定。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状况。需要警惕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再也不能以无终而为终了。如果我们今天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弊病，不以极大的努力关注并投入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那么，这场我们曾经投入过巨大力量的改革运动很可能“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再次表现为一场代价巨大的学习过程而收获甚少。

　　制度的表现性与建设性

　　在以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为基本出发点的现代教育改革中，应该有这种态度：一是看重“制度”。为什么要看重“制度”？因为制度构成并体现学校生存发展的环境。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学校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正如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保证，离开现代学校制度谈不上现代学校。二是不能把制度局限地理解成常规意义下的规章制度。制度不仅是文本性的表述，它还表现出一种权力、意志、方式乃至习惯，进而表现出一种文化，并由此表现出事物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现代学校制度由谁来安排，谁来建设？主要靠政府。政府有责任在教育改革中引领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民众检查并扫除一切教育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有责任在政府工作部门率先建立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包括行事规范在内的制度环境，把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上来。在逐步弄清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和结构体系的同时，着手进行公共教育经费拨款体制改革和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要鼓励学校发掘教育的产业成分，支持和帮助学校进入教育市场；鼓励学校建立与现代学校制度相适应的学校内部制度建设，自觉融入国际教育的发展主流并建立教育的行事规范。

　　总之，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刻，我们只有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建设起现代学校制度，才能留住春天，享受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