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81年春，《耶鲁法学杂志》的学生编辑们筹办了一场关于法学研究目的和本质的研讨会。在开幕式上他们邀请我的同事亚瑟·勒夫（Arthur Leff）作开场白，但是，
由于受癌症折磨而身体虚弱，亚瑟不得不于事前匆匆退出。杂志的编辑们要我接替他，我不便推辞。我在谈话中阐述了法学理论和法律辩护之间的差异（亚瑟肯定不赞同，尽管他碍于情面没那么说）。我说：法学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与之相对，法律辩护所关注的仅仅是说服。我讲过职业律师们的兴趣只在于说服对方，而法学教师主要是把自己奉献给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我把法学教师描绘成比那些做辩护的律师们（我曾称做借助于鼓励有意的对真理漠不关心而腐蚀灵魂的那些律师们）更崇高、更美好的称号。结束时，我表明了观点，法学教师最崇高的职责是把那种学者对真理的热爱传输给他（或她）的学生们，令人高兴的是法律学者们还没有染上职业律师所养成的那些坏习惯。
后来，我的同事保罗·盖瓦茨（Paul Gewirtz）和巴巴拉·安德沃德（Barbara Underwood）问，如果我对法律辩护抱有如此低落的看法，我怎么能以良好的心境继续为其培养学生。他们反问道，一名职业律师需要学术研究者所没有的——一种与学者对真理的热爱一样荣耀而又不同于它的实践智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的问题令我困扰，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努力试图对之作出回答。
为此我花去很长时间，同时给予我帮助的人们也在逐年增加。我首先感谢来自耶鲁法学院以外的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其中包括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全体员工和院长，他们在1987年曾邀请我到库勒做演讲，本书的前三章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我还把这些章节的最后草稿送交ＵＣＬＡ（加利福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法学院）审阅。他们都给我重新考虑自己观点的机会，从与会者严厉而善意的批评中我受益匪浅。我还把第二章的初稿交给社会伦理学和法哲学领域的专家们审阅。数年来，我从这些杰出的群体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对我来说，那次会议已经成为一种富有哲理意义的友谊模式。
在耶鲁法学院，我同样背负着感情的重债。我感谢哈里·威灵顿（Harry Wellington）（本书开始写作时的院长）和盖多·卡拉布雷斯（Guido Calabresi）(本书完成时的院长)的大力支持。其他许多同事也以批评、建议和质疑的方式给我以帮助。我在此对他们表示致谢，尤其感谢比欧·勃特（Bo Burt）, 莫简·达马斯加（Mirjan ·Damaska）,鲍勃·埃里克逊（Bob Ellickson）,保罗·盖瓦茨（Paul Gewirtz）,亨利·汉斯曼恩（Henry Hansmann,）保罗·康恩（Paul Kahn）,哈罗尔德·克欧（Harold Koh）,约翰·朗本（John Langbein）,乔治普利斯特（George Priest）,杰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和艾伦·斯瓦茨（Alan Schwartz）……最重要的是我曾得益于我的两个同事：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欧文·费斯(Owen Fiss)敢于怀疑的勇气。我怀疑我曾要劝说这两个好朋友相信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帮助使我认清了自己的思想，这是无法衡量也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情。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三个学生研究助理——斯蒂文·加维(Steve Garvey)、布莱特·斯卡菲斯(Brett Scharffs)（92级）和克莱尔·费因克尔斯坦(Claire Finkelstein)（93级）在准备草稿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他们检查、纠正书稿、指导并帮助我保持了对此书的创作热情。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并在此过程中给予极大的支持，我也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几年来，我十分幸运能有两位得力而能干的秘书，戴安尼·哈特(Diane Hart)和艾丝贝尔·帕拉德缪易(Isabel Poludnewycz)一起工作。他们的努力工作十分必要，我对他们的帮助十分感激。
最后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爱玛(Emma)、霍夫(Hope)、迈特斯尤(Matthew)与我的妻子南茜(Nancy)。他们为此书的诞生承受了超出妻子义务的更多的负担，而南茜的聪慧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榜样和向导。言语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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