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法律中的绝大部分基于诸如宪法和制定法之类的权威性文件。普通法
是此类文件之外属于由法院自行创设的那部分法律。本书涉及普通法规则的应然状态和建立方式。为能与众不同地表述这一主题，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普通法判决的理论框架。
在构建关于判决的理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相同的规则是否同时支配着宪法的解释、制定法的解释和普通法规则的建立。本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倘若重述本书早期手稿的一位读者的评论的话，可以说尽管制定法案例和宪法案例必须与对判决的整体性分析穿插糅合，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将普通法、成文法和宪法判决分别加以分析则可获致更为深入的理解。决定着法院在各个领域中所发挥作用的原则在诸多重要方面上有所不同，而每一个领域又是如此复杂，以至需要考虑由其它领域所提出的专门问题然后再对本领域加以整理、考察。在历史上，英美法中法院的最初职能是对普通法案件作出判决。如果我们首先研究这项职能，则关于法院与法的研究成果将对我们接下来对成文法和宪法解释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构建关于判决的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将判决作为由特定社会中抽象出的普遍现象加以分析，还是按照各个特定法律体系的实践分别处理。笔者再次选择了特殊化处理的路线：我在本书中关注的焦点几乎全然集中于美国。但我确信，本书中的大部分分析可以直接运用于其他国家的普通法。至于斟酌平衡，其间的差异也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就此种推广产生的问题而言，本书的题目或许有失严谨。此点笔者尚祈宽宥。
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我于1985年在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讲授库利 讲座(Cooley Lectures)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对密执安大学的教师们邀请我开设此讲座和他们在我逗留期间惠我以诸多有用的意见深表感激；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和菲力浦·索普尔(Philip Spoer)的意见尤具启发性。我也将此书的一些部分在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的研讨会，在伯克利的一个讨论会和一系列座谈会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莫纳什大学的教师讨论会上发表。我从这些研讨会、讨论会和座谈会中受惠良多。我要对所有的参加者致以谢意。本书的一些部分也在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这次会议上我从评议人马丁·戈丁（Martin Golding）和汤姆·格雷(Tom Grey)那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些有组织的讨论会之外，斯蒂芬·巴奈特(Stephen Barnett)、斯蒂芬·邦迪(Stephen Bundy)、迈尔·丹-科恩(Meir Dan-Cohen)、约瑟夫·格罗丁(Joseph Grodin)、路易斯·考恩豪瑟(Lewis Kornhauser)、保罗·米什金(Paul Mishkin)、罗伯特·姆诺金(Robert Mnookin)、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爱德华·鲁宾(Edward Rubin)、菲力浦·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加里·西蒙森(Gary Simson)斯蒂芬·舒格曼(Stephen Sugarman)、约瑟夫·图斯曼(Joseph Tussman)、杰里米·瓦德隆(Jeremy Waldron)、哈里·威灵顿(Harry Wellington)、肯尼斯·温斯顿(Kenneth Winston)和詹恩·威特(Jan Vetter)在阅读了部分——常常是很大一部分——原稿并提出了极为有用的建议。作为研究助手，利亚·哈梅特(Leah Hammett)、玛丽娜·谢(Marina Hsieh)、哈里·利特曼(Harry Litman)、麦甘·瓦格纳(Megan Wagner)和玛格丽特·米瑞韦德(Margaret Meriwether)进行了极具价值的工作。玛丽娜·谢(Marina Hsieh)还以一名杰出的法律评论编辑的眼光对正文和脚注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的秘书维姬·帕克(Vickie Parker)以她一贯的精确、冷静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对我那难以辨认的草稿进行了大量修改，巧妙地修正了在原稿准备过程中的许多错误。这使我可以将此类事务置诸脑后而致力于我的工作。
我深深受惠于史蒂文·伯顿（Steven Burton）、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肯尼思·克莱斯(Kneneth Kress)、罗德·麦克唐纳(Rod MacDonald)、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朱迪思·汤姆森(Judith Thomson)和彼得·威斯滕(Peter Westen)。他们都阅读了全部原稿的草稿并作出了评价——其深刻和详尽的程度超乎寻常的同僚之情和朋友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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