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和民间教育基金的筹集

　　中国青基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徐永光

　　一、希望工程概况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3月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人民币。同年10月，开始实施以救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为主旨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15年，共募集海内外资金逾24亿人民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

　　救助农村因贫困失学的儿童2742000多名，帮助他们完成小学学业；

　　设立“希望之星奖学金”资助奖励农村优秀中学生、大学生123790名；

　　建设希望小学11500余所；

　　配备希望书库和希望图书室13000个；

　　配备三辰影库影视教育设施3000套；

　　建设希望网校及多媒体教室近300个；

　　培训希望小学教师17000多名；

　　资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18000名---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

　　希望工程的实施背景

　　希望工程是在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都没有达到过3%。在1998年至1999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2%，在此同期，印度的教育经费是其GDP的 3.2%、俄罗斯为3.5%、菲律宾为4.2%、美国为5%。我们是用占世界不足2%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人均占有的教育蛋糕小得可怜，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在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由全民贫困到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有了“富帮穷或穷人帮更穷的人”的公益事业的起码经济条件。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导致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留下了一定的管理和服务真空，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这种真空对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使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依赖政府而独立发展。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希望工程的社会认知度和支持度：

　　据对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随机抽样调查，93.9%的居民知道希望工程；63.5%的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组织过希望工程的劝募活动。说明希望工程的社会认知度和支持度很高。

　　希望工程捐款的流向：

　　中国青基会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8元从发达地区转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有36.7元从海外转移到中国的贫困地区。说明希望工程在调节社会分配上发挥了作用。

　　希望工程受助生的情况：

　　据对543户希望工程受助生家庭的入户调查，64.7%的家庭缺粮；88.2%的家庭欠债；受助生父母中未完成小学学业的分别高达50.4%和78.2%；父母因病残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27.2%和30.1%。说明希望工程救助对象的家庭极度困难。

　　希望小学建设情况：

　　据对955所希望小学的调查，希望小学建成后校均危房面积减少79.5%,校舍面积增加47.2%，操场面积增加75.4%，图书数量增加234.4%；学生数量平均增加22.1%，教职工数量平均增加16.0%，其中公办教师数量比建校前一年增加50%以上。希望小学的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

　　希望工程受助生成长情况：

　　希望工程受助生受助前成绩属于优、良、中、差的比例分别是：19.2%、35.6%、35.6%和9.6%，受助后成绩属于优、良、中、差的比例分别是：35.9%、43.3%、19.5%和1.3%。受助生中的64.0%得到过各种奖励，51.7%被评为三好学生，45.5%担任班干部，75.8%上了中学。

　　二、希望工程的经验

　　需求导向。希望工程向社会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和数百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严重现实，而儿童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正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希望工程聚合了这三大需求，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动员管理机制。让“需求—刺激—供给(捐款)--反馈”成为一个不断放大的良性循环系统。在这一个系统中，捐款人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贫困地区受助儿童的成长，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供给者同时又成了需求者。捐、受双方互为需求，互为供给，双向受益。

　　公民参与。希望工程通过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社会动员，支持捉襟见肘的基础教育事业，这使中国人懂得了，除了依靠政府和个人奋斗之外，还有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公民互助，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互助精神和互助行为得到充分地发挥与弘扬。希望工程建立的1对1资助的筹资管理模式，为公民提供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让公众(企业公民)不仅成为公益项目的响应者，而且成为项目实施的全程参与者、知情者和监督者，使公益项目有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安全保障。

　　客户服务。什么是客户？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如果想获得结果就必须使之满意的人”即为客户。他把非营利组织的客户分为“主要客户”和 “支持客户”。“主要客户”是指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帮助使其生活得以改善的人；捐款人是最重要的“支持客户”。客户服务的目标是，协助客户完成公益行动，实现公益价值。希望工程的客户服务遵循了以下原则：向客户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尊重客户的选择，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引导客户参与管理，接受客户的监督。良好的客户服务使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获得了新老客户的信任。希望工程的个人捐款者中，捐款次数最多的达？ 次，温州企业家林圣雄个人捐建100所希望小学；可口可乐、摩托罗拉、宝洁、香港苗圃行动等一批老客户和我们保持了长达10年的合作；近年来，又有肯得基、嘉里粮油、明德奖学金(台湾)、宁波卷烟厂等一批新的捐款大户加入我们。

　　制度保障。制度缺失和道德风险是非营利机构的“杀手”。中国青基会建立了以公信力为核心的项目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人事管理制度，公布了“五透明五不准”的自律守则。即财务管理透明，不准设任何形式的小金库；收益分配透明，不准以职务和工作之便获取工资以外的收入；物资管理透明，不准以捐赠物资或政策性特许物品为个人谋利；资产运作透明，不准谋求任何与机构相关的个人投资收益；资助管理透明，不准利用分配资助款的权力收受任何礼品。在加强管理，严格自律的同时，我们十分重视他律—捐款人、新闻媒体、政府的监督和独立第三方的评估，通过注册服务商标寻求法律保护希望工程的创新所有权。自律、他律和法律保护，是希望工程健康发展的三大法宝。

　　三、对民间教育基金未来发展的展望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捐资助学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度被压抑的重教热情重新迸发出来。除希望工程外，许多基金会开展了捐资助学助教的活动，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中华慈善总会援助贫困地区教师的“烛光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爱德基金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薪火工程”、中华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支持教育的“侨心工程”、宋庆龄基金会设立的“中海油贫困生助学基金”等。

　　2004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慈善榜》中，100名中国慈善家捐款的指向，支持教育是他们的首选。分别为：教育56，抗非典52，慈善10，扶贫9，救灾9，地方政府6， 医疗健康5，敬老3，修路3，科研1，见义勇为1，志愿服务1，其他8。

　　2004年6月1日，中国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条例》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对私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做出法律规范，这是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重大事件，意义深远。长期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实行的业务主管部门审批、民政部门登记的双重管理办法，在执行中是走样的。真正民间草根组织想找政府部门做“婆婆”，基本没门。许多草根组织就是因为找不到“婆婆”，没有“出生”的权利。他们为了获得法人地位只好到工商部门去登记注册。有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让富人拿出钱来办私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这是各级政府求之不得的事，批准应不再是一个问题。

　　可以预见，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之于中国社会领域，如同非公有制企业的蓬勃之于中国经济领域，迟早会成为中国基金会的主力军。2003年，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已占全部企业营业收入的66%，在浙江省，这个数字达到了76%。非国有企业实力的壮大，是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前提。古训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当今社会，为富不仁者者不少，而懂得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愿意奉献社会的人更多。一批优秀的私营企业家已经作好准备，他们了解世界基金会发展的历史，有实业报国，回馈社会的责任感，成立个人或公司基金会，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他们将成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领导者。

　　中国民间教育基金的发展，在这一波新的基金会发展浪潮推动下，也会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