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香港科大现象 第2页:资源、制度和人才 第3页:留学生归来正当时 第4页:留学生为什么难归来

　　《21世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历史上一个大学“窜升”的现象似乎很少见到。您分析香港科大的发展“密经”何在？

　　李稻葵：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香港政府下了大决心，要在高教方面搞改革，给资源，给制度。

　　先说经济资源。主教学楼花了十几个亿，当然其中一部分是香港赛马会（性质为社会福利机构）捐助的。教授工资更是学校花钱的大头。早年香港科大聘请教授，工资要比当地高许多，比如香港当地一般的机构或企业组织，除发给员工正常工资外，每年还发给员工相当于年薪15％的奖金，而香港科大早年这一比例达到25％，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而且如果教授年假、病假不用的话，还可以折算成工资。如果受聘的是海外学者，则给他们“国际待遇”，即每年让他们免费回国休假旅行一次，教授子女上大学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样，科大花了很多很多钱。当然现在这些待遇都慢慢“往回收”了，因为今天的香港科大已经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就能把很好的人才吸引进来了。

　　再说制度。香港科大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比如说聘请教授，如果经济系出现一个空缺，在香港旧的高教体制下，都是人事部门发广告，人事部门跟应聘的人面试，教授可能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一下。香港科大则完全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操作，发广告、应聘的人面试都直接跟经济系的“招聘委员会”打交道，每个委员打分，根据打分结果，如果面试成功的话，再把他请来“试讲”，不是讲课，而是讲论文，全系的教授（包括没有终身教职的）都可以投票。这是聘请新人的程序。

　　如果是内部提拔，比如教授工作5年之后，是否续签？是否晋升为“终身教职”？这也是由专门的委员会决定，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全部过程和环节都是事先讲清楚的，当然中间的讨论和文件在一定时间（比如5年）内是保密的。所以“教授治校”是一项根本的制度。

　　另外，香港科大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管理。

　　第二个原因是香港科大有很好的人才资源。

　　前面讲，有了经济资源，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吸引到最好的人才。

　　香港科大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100％的教授都是国外的博士，都有很强的国际学术背景。

　　从早年直到今天，香港科大聚集了三批人才。一批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他们中间有以色列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或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

　　第二批人是从香港或台湾出去到海外留学多年的人。这些人在国外学术或教研上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到香港办大学，他们是冲着“九七”回来的，有“大中国”情怀。这些人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验。现在科大很多的校级领导都是来自祖国台湾的。

　　第三批人是中国内地出去的留学生。这些人比较年轻，刚刚毕业不久，学术建树不错，后劲很大，在国外有各种各样的见识。

　　所以，有了资源，有了制度，就吸引了人才；人才来了，就把大学办好了。这就是原因。

　　《21世纪》：自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以来，国内上下都对内地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颇高，您认为香港科大的发展道路对内地大学的办学有何启示？

　　李稻葵：首先，制度很重要。一定要贯彻“教授治校”的思想，而不是让行政人员专权，更不能是政府官员独断；在教授聘请、晋升方面，要实行“分权”管理，要有“下面”的人参与，因为普通教授最了解谁好谁坏；一些重要的议程，要按国际标准，把国外的专家请来参与。办学要吸引、容纳各方面的人才，借用我的哈佛大学同学、香港科大同事丁学良教授的一句名言，“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

　　这是制度。

　　第二，资源也很重要。内地一些省级政府已经意识到，要采取香港科大发展的模式，就是说，要在一个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好一两所大学，这一两所大学办好了，起带头作用，就会带动其他大学发展。比如在香港科大的带动下，今天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已经远远比10年前强多了，原因就是因为香港科大成为榜样，对他们压力很大。新加坡也明确以香港科大为榜样，正在改革其高等教育。内地要办好一两所学校，就要由政府出面，并引导好社会资源。像香港科大有很多资源来自社会机构。

　　第三，在吸引人才方面，要注意不光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而且要注意有在国外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的人才。像香港科大早年的一些领导人才，如前任校长吴家玮在美国做过研究，当过教授，当过校长，做过行政职务。这批人才很重要，光是在海外留过学，顶多能搞好学问，一定要是教过学生，在海外工作过的人。他们知道招聘教员怎么讨价还价、怎么评审教授，大学是怎么运作的。这批人才恐怕是目前中国内地大学最急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