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希成：你对中国的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前景怎么估计？现在似乎有很多的大学都在积极改革。河南省要求所有省属高校都实行聘用任，校长要公开招聘。

　　张维迎：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停下来的。其实好多学校都在改革。只是改革步骤有快有慢，措施有大有小，力度有强有弱，方式也不太一样。

　　北大改革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一个系统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明确了一个着眼于长期的持续地提高北大学术地位的取向，并稳步推进改革。像有一些学校硬要来“愣”的，比如说所有教授都聘三年，三年后再说，那样的做法我认为实行不下去，只能变成一个口号，最后不了了之。

　　想改革的人很多，但是找到真正可行的、能持之以恒的有效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北大可以给大家起了一个先驱和示范作用，好多学校都可以参考北大的思路改革。当然有些学校人数少，改革空间更大，现有的人都保护下来也是可以的。但北大做不到这一点。还有的学校人比北大还拥挤，那它可能连教授都要减。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基本的模式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样的。

　　我相信竞争的力量。某个大学如果不按大学的逻辑来改革的话，最后很难成功，会在大学的竞争中败下来的。我在光华改了几年后，现在其他大学的管理学院都跟着光华的办法做，光华管理学院在全国商学院的教育当中可以说在好多方面都创立了规则。别人跟随我们的规则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好比说，我的教授水平提高了，培养的博士生的水平提高了。你的质量上不去，每次评比你都名落孙山，好学生愿意来你这儿吗？不来。那就收一些差的学生，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差，不改革不就完蛋了嘛。所以竞争的压力就迫使大家都必须改革。

　　另外，所有的改革必须有危机感。这个危机感要从学校领导传输到每一个院系领导，再从每一个院系的领导传输给每一个教员。没有危机感不可能有改革，有危机感人才有变革的冲动。中国大学太需要危机感了。北大改革以后相信会给其他大学增加危机感。北大改革以后，北大对优秀人才会更有吸引力。在这方面，我们有些院校已经开始了，看到某个大学的教授优秀，就动手挖他。所以，你要我预测，我相信只要北大坚定不移，有关部门给予支持，中国大学改革一定会轰轰烈烈的进行下去。

　　十年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完全不一样了。政府权力不那么大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合作变得更合理了，各方面的工作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好比说，高校自发合作可能会增加。我们招博士是在全国最好的研究生里面招最好的学生，然后我们这些博士毕业以后，他又到其他好的大学找到工作。学校之间的合作，主要靠学者之间的合作；学者之间要合作，首先要有共同的兴趣。现在体制下，学校之间怎么合作？

　　没有办法合作！到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基金，他们说这个项目你们两家合作，但实际上大家不可能合作，因此只能分钱，各自做各自的，做好以后再并到一块，作为合作成果上报。中间没有思想的交流，关键是因为没有人员的交流。我想，改革以后，中国的大学会真正形成一个很好的学者之间、大学之间相互交流、合作的态势。

　　龙希成：关于大学改革，现在很多人都发表了批评意见，十年二十年再回过头来看看，相信会很清楚哪些是有益的意见，哪些有失偏颇。

　　张维迎：应该讲，有些批评是有道理，是建设性的。但有些批评，确实太过于走极端。学者要有一种境界、一种理念。有人说我们是照抄美国，其实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要分析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有竞争力，为什么欧洲、日本的大学制度都开始向美国大学靠拢，并从中吸取经验。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有了国际化的标准比较之后，最有效的制度会显示出来。

　　我希望，十年之后，北大的一些院系包括理工科院系，当然不是所有的，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准，能够达到美国优秀大学的水平。那时候，我们就不必担心北大都是“出国留学预备班”了。为什么是“出国留学预备班”？并不是因为我们学习别人的规则，而是因为我们不学人家的规则，达不到人家的水平，人才市场不认可你，学生也不认可你。

　　赵晓：表面上所谓“预备班”，是跟着英语的规则走，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你培养不了跟人家相同的产品：学术研究和学生。

　　张维迎：同样一个学生在国内做不出东西来，但到了国外就能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家的导师一下子就能把他带到学术最前沿。我们的不少导师连前沿在哪都不知道，也不掌握最现代的研究方法，让学生跟着他，根本就是瞎子领路，当然就做不出好东西来。

　　北大改革以后，对优秀学生和教员会更有吸引力。我再强调一句话，改革也是为了提高教授的尊严。只有当教授有水平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得到社会的尊重，才会有尊严。我们现在教授的尊严不够，社会对教授的尊重度不够，主要原因是教授的水平太低。或者说因为一部分低水平的教授的存在损害了高水平教授的声誉。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以后北大的每一位教授都是顶呱呱的，社会对你的尊重一定会大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