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著名的《忏悔录》是以向上帝发出强烈呼唤开始的：——“我照原样显露自己；可鄙就可鄙，恶劣就恶劣；善良、慷慨、崇高的时候也照写；我已经揭示了自己的内心，就跟您自己能够看到的一样，啊，永恒的父！我把身边多如牛毛的人召集在自己的跟前，我让他们听到我的忏悔；让他们因为我无价值的生活而耻笑吧，让他们因为我的鄙俗而脸红吧！让他们各自在您的御前以同样的虔诚发现自己吧；然后，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来告诉您，看看他是否有胆量说：‘我是更好的一个人！’”

　　照十八世纪的情形看，让·雅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教育家，一般也认为，他比那个时代别的任何一位教师都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改善人性的特别方法却不是四海认同、万邦接受的。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教育工作者都不情愿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以超过必要的程度显示自己就是可鄙者或恶劣者，只要有可能，哪怕最谦虚的教师也会掩盖自己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是自然慷慨地给予我们所有人的，就如同在让·雅克身上一样。跟大部分有宗教思想的人一样，他们觉得，永恒之父本人也许并不喜欢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赞美他的创世过程当中最不完美的一些细节，否则，他会感觉到并不纯净的快乐。

　　作为一个不幸的结果，二十世纪很少找到最新的一位可以回避或跟随的向导。美国文学很少提供一个可以仿效的模式供高等教育使用。学生必须回头越过让·雅克来到本杰明·福兰克林这里，去寻找一个哪怕是自我教学的模式。除开已经死亡的语言这样一个被抛弃的角落以外，没有人亲身证明教育的哪一个部分结果是有用的，或者没有用的。本书正好想谈谈这个话题。

　　让·雅克是一位教育家，他在某个方面来说很容易成为第一；他竖起了一座纪念碑，要人们防备自我意识。自他的时代开始，而且大部分是因为他的原因，自我已经稳定地开始表现自我了，而且，出自模式的目标，它已经成为一个时装模特，教育的化妆就在这个模特上得到遮盖，以便显示衣料的合适与否。研究的目的是服装，而不是人物。化妆使衣架和衣服都适应雇主的需求。化妆的目的在本书中就是要适合年轻人，在大学或别处的一些年轻人，要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男子，随时准备好应付任何紧急的情形。而提供给他们的衣服，意思是要显示补在他们父辈身上的补丁在这里不合用。

　　说到底，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应该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掌握工具的本领。年轻人本人是教育的主题，他才是一股确定的能量；应该实现的目标是经济地利用这股力量。训育有一部分是清除障碍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直接运用自己的努力。一旦获取这样的能力，工具和模特儿就都可以扔到一边去了。

　　因此，衣架跟其他三维及更多维的几何图形具有同样的价值，它主要用于相关性的研究。为了这个目的，就不能没有衣架。那是唯一的运动尺度、比例尺度、人类境况的尺度，它必须有现实的气氛，必须信以为真，必须像有生命一样地对待它。谁知道呢？也许它真有生命！

　　                                                      1907年2月16日

　　本书成书于1905年，是同一作者《蒙特圣米歇尔及莎特尔》一书的姊妹篇，最初是一个私人印刷本，1906年共印100册，分送相关人士，供评论、修正或提建议用。第二十六章的末尾有对上述两书的解释如下：

　　“但凡儿童亦可以看出，人类作为一种力量必须根据从一个固定点出发后的运动加以测量。心理学在这里有所帮助，因为心理学提出了一个单位——历史上的一个点，是一个男子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对自己作为一个单位的最高评估的那个点。八年或十年的研究使亚当斯相信，他可以利用1150-1250的这个世纪，就是阿米翁教堂和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时期，作为一个单位，从此他就可以测量一直进行到他那个时代的运动，除开相互关系以外，他不需要假定任何东西是对或是错。这样的运动不妨在哲学和力学这两种学问中同时加以研究。他为自己确定了这么一个任务，就开始写作一本他大约记得是‘蒙特·圣米歇尔与莎特尔：十三世纪的统一研究’。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打算为自己确定一个位置，他可以称这个位置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对二十世纪多重性的一项研究’。在这两个相关点的帮助下，他希望使他的线条向前和向后无限地投射下去，供任何了解更多情况的人士修正之用。”

　　“莎特尔”完成了，1904年出版了私人印刷版。“教育”证明更困难一些。作者没有能够让自己高兴的地方，也没有从任何一位读者或朋友那里得到任何一线光明的地方，就是文学形式的常见的地方。也许他事先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常半开玩笑地说，他最大的理想是要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争一高下，但是，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这位圣奥古斯丁是从多重性走向单一，而他却跟一个普通的艺术家一样，把这个方法颠倒过来，从单一走向了多重性。当他接近自己的终点时，这个方法已经无法处理了。

　　也许事实上他只是想把自己爱好的这种历史学说灌注其中，现在，这个学说占据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最后三到四章的篇幅，他无法以这样的手法满足自己。不管怎么说，1910年他仍然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他努力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对于学者来说也许更清楚明白一些。他印了一个小卷本，叫《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这篇文章他寄到了历史学会的同事那里，希望能够唤起一些反应。在他能够因为这么小小的一篇文章而得到满足之前，一场严重的疾病于1912年春季使他的文学活动彻底终止了。

　　这件事情很快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1913年，建筑研究院出版了《蒙特·圣米歇尔与莎特尔》一书。《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几乎跟前述那本书同样知名了，得到这本书的所有作者几乎都在随便引用其中的内容了。作者不再收回任何一本书了，他也不再写任何一本书了，他不能够把他自己认为没有完成或准备好的书拿去出版，虽然在他自己看来，没有姊妹篇的话，头一本书从历史角度来看就是毫无意义的了。最后，他情愿不出版《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是显然不完全的一本书，他相信它极有可能不出声地从记忆当中消失掉。根据他在第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阐述的历史学说，教师再怎么也是无济于事的，而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仅次于好脾气的沉默才是有意义的标记。1914年仲夏之后，这个规则成了绝对的规则。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目前已经决定按照1907年出版的样子出版《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了，只做了作者所做的少量修改，该学会这么做，不是要站在作者判断的对立面，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两本书同样能够为有兴趣翻阅一下的学者可以得到。

　　                                                亨利·凯波特·洛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