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完善（1864）_新浪教育

人类社会的完善（1864）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三章

　　人类社会的完善（1864）

　　亚当斯公使成功阻止了叛乱的公羊，从而一劳永逸地稳固了他在英国社会的地位。从那一刻起，他就有条件放弃外交人士的身份，继而——相对于一位美国驻伦敦公使来说——以一种等同于美国世袭贵族的身份自居了。英国人做事从来都不是半途而废的。一旦确认一个人有权利享受社会特权，他们就会接受他，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正如德比勋爵和迪斯雷利先生被接受为英女王内阁反对派的领袖一样，公使亚当斯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级别，那就是英女王的美国反对派领袖。就连《泰晤士时报》也承认了这一点。斗争的年代过去了，公使亚当斯很快获取了一个定会引起他父亲或祖父不可置信的嫉妒和目瞪口呆的职位。

　　这种英美外交形式主要是非外交性质的，而且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效果，这个奇特的效果来自于除开伦敦以外，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无用处，甚至有害的外交习惯的教导。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人们都不能指望将如此非职业化的一个角色包括进来。这位年轻人再也不知道自己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了。早晨是私人秘书，下午是儿子，晚上是一位在城里转悠的年轻人，他唯一没有承担的角色就是外交人员，除非他需要一张参加重大活动的入场券。他的外交教育终结了，他很少跟外交官见面，从来没有跟哪一位外交官有业务来往，他对他们没有用处，他们对他也是一样。但是，他不可避免地飘浮到了社会上，而且，不管做什么，他的下一次教育一定是英国社会生活中的某种教育。他在接连不断的困境里沉浮，在没有能力靠任何一门职业挣来五美元的情况下活到了二十六岁。他在军队里的朋友也都差不多潦倒，但是，就连部队的生活对一个年轻人的损害，也没有达到伦敦社会的损害程度。如果他富有，这种毁灭可能不值一提，但是，1865年的这位年轻人根本就不属于富有之列。所有人都必须要挣一份生活，但是，他们都在军营和朝廷谋得了高位和权利，自己没有一分钱，职位也是朝不保夕。

　　亨利·亚当斯没有能够获取任何一种有用的教育，他至少应该已经获取了一些社交经验。奇怪的是，他在这方面也没有成功。从欧洲人或者从英国人的角度看，他没有社交经验，而且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经验。公使亚当斯因为帕麦斯顿勋爵从1860年到1865年之间的个人影响力而碰巧赶上一个政治空白期，但是，这样的政治空白远没有同期的社会空白有特色。王夫去世了，女王退位了，威尔士亲王还是个孩子。鼎盛时期，维多利亚社会从来都不缺“时髦气”。四十年代，在路易·菲力普的影响下，朝廷装出简朴、严谨和中产阶级的样子，而且装得很成功。路易·菲力普的品味是除开维多利亚女王以外的任何一种品位之上的布尔乔亚式品位。风格继续在背景中延续，涂了粉的仆役跟在黄色的二轮车后面，但是，从社交的角度来说，女王除开她继承的东西以外并没有任何一种风格。厚毛呢衬裙都属于稀罕之物，让人想起皇家的品味。没有任何东西比朝廷的装饰更糟糕的，除非是按原来的样式穿戴。人们可能会因为衣服上面的珠宝饰物而目眩，但它们都是些家传宝贝，如果有哪位女士看上去穿着不错，她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个“谨持操守的人”。时装在伦敦并不时兴，除非美国人和犹太人放纵一回。1864年，伦敦各处的装饰风格惊人耳目，就跟罗登娄的蒙克顿·米尔尼斯骑在马背上的样子差不多。

　　这样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一个年轻人编辑莎士比亚或者斯威夫特，但与1870年的社会关系甚少，与1900年社会则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年轻的亚当斯从来都没有能够得到现今仍然存在的社会风格的完整训练。最开始的几个季节遇到的尴尬，从社交的角度来说毁灭了他。他自己渴望得到经验，这就使他无法请人引荐他认识一些女士，因为女士统治着那个社会。他缺乏朋友，因此使他无法明白这些女士都是些什么人，如果自告奋勇，他极有可能遭人白眼。这样的情怀在英国社会被抛弃了，男男女女处理彼此搭讪时，比外来的人更鲁莽一些，但是，年轻的亚当斯是儿子，同时也是一个私人秘书。他不能跟一个英国人一样厚脸皮。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每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而且大部分老资格的外交官都会在英国人家里感到别扭，因为他们知道，人们并不欢迎他们去家里，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人们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你。

　　如果当时英国有一个乡间宅第可自称视野开阔，品味入流，那就是约克郡的布里顿，如果有哪位女主人敢于自视迷人，光艳入时，那一定就是玛格丽特·波蒙特夫人了，但是，有一天早晨在那里进早餐的时候，亨利·亚当斯坐在她的旁边——并非他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听到她用疲倦和随意的口吻、圆润的嗓音和逗乐的态度看着自己的茶杯自言自语：“我觉得自己并不在乎外国人！”这位年轻人惊呆了，与其说是替自己着想，倒不如说是替她着想，因此只能强作欢颜，说：“可是，玛格丽特夫人，请拿我做一个小小的例外吧。”当然，她回答了，回答了看起来是明显的问题，说她并不称他为一个外国人，而她和蔼可亲的爱尔兰魅力使她的失言成为令人开心的礼貌之举。但是，她还是非常清楚，除开临时的个人介绍以外，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外国人，她没有任何可以想像的理由去喜欢他，或者喜欢别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除非因为她被本国人惹烦了。她看起来好像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她的冷漠需要一个理由来加以开脱，而且她显示出了属于爱尔兰人下意识的同情，而这样的同情就连在英国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机会。她也是某种非英国的、阴影重重的遮光物。

　　战争持续期间，因为总意识到这层屏障的存在，这位私人秘书就把自己隐藏在外国人群中，直到发现他的关系固定下来，不再变更为止。他从未感觉自己处在社会当中，他从来没有确切地了解身在社会中的人是如何确定社会意义的。他看到了足够远的地方，注意到了少数一些看来彼此相对独立的社会。最时髦的就是最小的那些圈子，而在他看来几乎全部都是奇怪的社会。最大的圈子是体育界，除开听他的熟人讲到的一些以外，这个圈子是他完全不了解的。在这些圈子之间和超出这些圈子以外的地方，还有一些朦胧的社会团体。他的律师朋友，就与伊瓦茨一样，经常去一些律师界的圈子，人们还是坐在那里喝酒，讲一些律师界的轶闻趣事，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法官，除开他父亲带他去拜访过的一位年迈的林德赫斯特勋爵以外，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年迈的康贝尔勋爵，两个人都在那里辱骂布鲁汉姆勋爵。教会和主教们形成了好几个社交圈子，除开冒失地闯进去的人以外，没有哪个秘书看到过这样的社交圈子。陆军、海军、印度事务局、内外科医生、市井百姓、艺术家、乡绅贵族、苏格兰人和无可计数的其他社会分支都存在着，这些圈子彼此陌生，就像所有的圈子都对亚当斯很陌生一样。在伦敦社会的第八或第十个季节里，他承认，他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以及对如何进入这些圈子的了解，比1861年5月他第一次出现在伯德特·柯茨夫人家的时候更少了。

　　每一个年轻人迟早都会落入某个系列的圈子，他会经常去少数几家愿意接待他们的地方。一位美国人，既不打猎也不参加别种比赛，既不开枪也不钓鱼或赌博，而且也不太容易成为结婚的对象，那他就没有必要来考虑广义上的社会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房子对他来说一无用处，与其说他让他们觉得无聊，倒不是说他们让他更觉得没有意思。因此，极大地困扰年轻外交官的进入或走出社交圈子的问题，在经过三四年的痛苦思考后，已经自行消化掉了。社会没有一个统一体，人们在里面闲走，就如同蛆虫在奶酪中游动一样。社会不是一辆汉森马车，可以供人在晚餐时间钻进去或钻出来。

　　因此，他总说自己对社会不了解，他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融入了社会，但是，根据他未来的朋友们的叙述，比如迪克·泰勒将军或乔治·斯马雷，还有在七十年代把持着各种社交圈的各种各样的女士们的叙述，他往往觉得他对社会的了解很是肤浅。他去过一些豪宅深院，他出席过一些重大活动，这是当然的，就跟任何能够拿到入场券的人一样，但是，哪怕在这些活动中，让他保持兴趣，或能够有助于教育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七年的时间里，他只记得有两次似乎对他有点意义的活动，而他本人却不知道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两次活动都不是官方的活动，两次活动中，英国的话题也不是人们感兴趣的，两次都是那位哲学家的丑闻，而这些丑闻很少有对世人有所启迪的。

　　一次是在德冯郡之家，是一次并未经过精心准备的普通晚宴。很自然，只要接到邀请，人人都会去德冯郡之家，那天晚上，房子里也挤满了普普通通的人。这位私人秘书也挤在人群之中，不一会儿，德·卡斯迪格里恩小姐进来了，她是第二帝国著名的美人。她有多么漂亮，或者说，她是哪一个类型的漂亮，亚当斯从来都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场的人立刻形成了一个通道，大家列队盯着她看，后排的人站在椅子上，掠过身旁的人的头去抢着一睹芳容，这些人可都是世界上最有修养和属于贵族社会的啊。就这样，那位女士从这一群礼貌的暴徒中间走过，芳颜不悦，立即离开了那栋房子。就是这些了！

　　另一次奇特的情景出现在1864年4月14日，是在斯坦福之家，当时，在一个让人想起保罗·维龙尼斯的基督圣迹画的皇宫画廊里，加里波第穿着套在红色衬衫外面的连有兜帽的斗篷接待了差不多全伦敦的人，有三位公爵夫人甚至都差不多拜倒在他脚下了。在这里，无论如何，一位私人秘书一定会捕捉到最后和最高级别的社交经验的感觉。但是，它的含义，也就是它为一位真理的寻求者所指出的社会、道德或精神的发展，却不是可以通过《晨间邮报》的一个头条新闻，甚至不能通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次布道活动予以全面处理的。德·卡斯迪格里恩小姐和加里波第在他们两者之间涵盖了太大的一个空间，不可能让人简单地予以测度。他们的曲线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算术加以计算。将这两者带入跟旨在有秩序发展的有秩序社会制度常见的关系——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那是只有阿尔格隆·史文朋或维克多·雨果才能胜任的一件苦差，但是，对于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所达到的水平来说，那是远远够不着边的，因为哪怕在当时，不管从表面还是从超自然的角度来说，他也一定会拒绝跟他一起看到了那两次有意思和令人困惑的场景的大多数人所采纳的观点。

　　仅仅一个私人秘书，想要从朝廷或朝廷社会得到可以帮助他走完人生道路的东西，那是没有可能，或几乎没有可能的。皇室处在暂停阶段。在1860-1865年那几年，人们时常会觉得，最好的社会与次等的社会之间的最后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对皇室的态度了。他们认为皇室是让人厌烦的东西，或者尽量避免它，或者悄悄地说，女王从来都没有参与过社会。对贵族阶级的差不多一大半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亚当斯从来甚至都不清楚其余一半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与皇室的任何一个成员交换过十句话以上，在那些年里，他从来也不认识对皇室的任何一个成员产生兴趣的人，也不认识一个对皇族产生过哪怕五分好感的人，也不认识有心接触皇室成员的任何一个人，除非那个房子被人整理得非常吸引人，经过了很多的社交努力，使其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成为参与必要的一个活动，而没有任何一种级别在这里存在着。毫无疑问，作为乱哄哄的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亚当斯很少认识各种各样金光闪闪的年轻人，他们光顾舞会，跳着最时髦的舞，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什么级别。他们最着急的事情只是想知道午夜之前去哪里找到最好的伙伴，然后是午夜之后在哪里找到最好的晚餐。对美国人来说，就如同对亚瑟·彭登尼斯或巴恩斯·纽康姆一样，社会地位与知识的价值足够明显，他尊重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但是，那是一件虚幻的事情，看上去每一个角街都有不同，这样的事情有不断变化的标准，没有人可以完全彻底地搞清楚。他的那个时代出现的五六个领导人和美人带有最合时尚的响亮名字，结果造成了最糟糕的婚姻和最不值得炫耀的职业。

　　亚当斯倦于从外面看社会，他慢慢开始不喜欢看到有人穿朝廷服装的场景，听到有人宣布朝廷舞会就头疼，也害怕别人给他发正式晚会的宴请。盛大的社交场合无法给他一半快乐，但人们可以拿很少一笔钱到歌剧院去得到享受，当时的歌剧院里有帕迪在演唱《天使曲》或《葛蕾珍》。要谈教育，连四分之一都不如。但是，这可不是最好裁判的意见。洛思罗普·莫特雷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位，他在当学徒的早期就说过，伦敦的晚宴和英国的乡村豪宅是人类社会的完善。这位年轻人就此思考了很久，但还是不能肯定它的意义。莫特雷不可能觉得晚餐本身那么完美，因为当时在伦敦，还没有出现很好的厨师或很好的餐桌，除开几位银行家或外国人以外，莫特雷所指的晚餐，十有八九出自甘特酒店，它们的味道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在抱怨英国人不懂餐式，尤其是年轻人，就算得到全权处理的机会，他们也点不出好菜来。亨利·亚当斯并不是一个裁判，知道的也不比他们多，但是，他听到了人们在抱怨，他不可能想象莫特雷是在赞扬英国的菜谱。

　　同样，莫特雷也不可能指那些晚宴看上去不错。没有什么比那样的装饰还糟糕的。没有任何东西比那样一帮人的表情更缺少艺术性的。人们的眼睛可能会被一些人戴的家传珠宝所吸引，但是，如果有一位美国妇女在场，她肯定会对那些戴珠宝的方式大发感叹。如果桌上有一个穿戴不错的女士，她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一个“快手”。她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就好像她在舞台上一样。没有人会喜欢英国人的餐桌的。

　　莫特雷最不可能指的是人们的品味或仪表是完美的。英国社会的仪表是臭名昭著的，品味则更糟糕。任何一个美国妇女都会起而抗争英国的礼仪，无一例外。事实上，给美国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伦敦的魅力，正在于其对照的鲜明，差的东西差到了极点，构成一个背景来映衬少数人的杰出、优雅与智慧，正如极少数美仑美奂的妇女出人意料的漂亮相对大部分人的平庸面孔而特别有效果一样。结果就有中世纪的味道，逗人喜欢的味道。有时候十分粗俗，到了可能会惊动引车卖浆之流的程度，有时候又是彬彬有礼和无微不至的样子，让人想起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但是，这样的艺术对照肯定不是莫特雷所想到的完美。他所指的是某种学术上的东西，世俗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品味。

　　也许他是指，在他自己最喜欢的场合，气氛是随和的，谈话是优秀的，学术的水平是很高的。哪怕在那里，他也被迫要说明他使用的那些形容词。德国人肯定不会承认英国的学术水平很高，甚至都不会说那是什么学术，他们都不会承认英国存在什么学术。任何有可能散发出学术讨论或演讲厅气味的东西都是缺乏的。人们不妨在伦敦主教的桌上谈起勒南的基督，正如在牛津一位先生家的餐桌上谈起德国的语言学。如果一个小小的文学界可以称为一个社会的话，那么，一个社会就需要以旧有的方式得到娱乐。西德尼·史密斯逗人开心，但他已经死了。马考雷也是一样，他在世的时候，如果不逗人开心，那就一定是在给人以教诲。萨克雷于1863年圣诞节去世，狄更斯从来都没有在社交圈子里开心过，也很少露面。布尔维尔·莱顿不愉快，丁尼生不喜欢陌生人，卡里尔是社交圈子不喜欢的人物，达尔文从来不进城。莫特雷心目中想到的人一定是指他在胡夫顿公爵家的早餐上见过的那些人——格罗特、乔维特、米尔曼或弗鲁德，是勃朗宁、马修·阿诺尔德或史文朋；是韦尔伯福斯主教、文纳勃斯或海沃德，或许是格拉斯通，罗伯特·洛韦或格兰韦尔公爵。这是相对较小的一个圈子，一般与别人不相往来，很受压抑，在普通的伦敦晚宴中一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样的一些圈子甚至都连一位私人秘书也很熟悉，但对于美国文学圈来说，这可能是看起来相当完美的，因为他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属于美国的东西。在这个社会狭窄的限制当中，美国使团是感到相当舒服的，也许有二十多个场所，都是自由派的人士，所有人都是文字上的好手，但这里所说的完美也指在哈佛学院历史学家眼里的样子。他们能够教授的东西很少，不值得人们去学，因为他们的品味过时了，他们的知识对下一代人来说是无知。对于未来的目的来说，他们可说是致命的东西，因为他们只是一些英国式的学究。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对别的任何一个人的社会教育一定是无用之举，但亚当斯必须要彻底掌握。对一位私人秘书来说，必须要掌握的一点是，他不仅仅应该看起来在这里身心舒适，而且实际上也应该如此。他认真地学习，痛苦地实践看起来是一个社会的最佳成就的东西。也许他的神经系统欺骗了他，也许他的紧张欺骗了他，也许他误认为只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一个图像就是别人的理想。但是，他心里想，人类社会的完善要求一个人进入他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的画室，并使自己处在炉前地毯的位置上，让自己的背对着炉火，显出一副可以预期的慈爱者的神情，没有好奇心，就跟他刚刚进入一场慈善演唱会一样，摆出心地宽厚的姿势为表演者鼓掌，根本无视表演者出现的瑕疵。这样的理想很少在年轻时代成功的，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它会换上别的外形，是稍有收敛的无礼，是让人反感的庇护。但是，到了约六十岁的时候，它会演变成对年轻人的谦逊、仁善、甚至顺从，因为年轻人在妇女和男人眼里都有格外的魅力。不幸的是，亚当斯不能等到六十岁才去接受这样的教育，他必须要挣到自己的生活，而英国的庇护者的样子并不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他挣来收入。

　　经过五六年不间断的实践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可以从一个陌生人的圈子走到另一个陌生人的圈子而不需要过多考虑自己或别人，就好象在一边静静地思考“在一个我们都是昆虫的世界里，没有哪一只昆虫是外来的，也许它们的某些部分还是人类。”但是，因为身处人群之中而养成的梦想一样的思想习惯，除开在伦敦以外，并不是对社会成功的适应过程。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只能是一种伤害。英国是一个社交的王国，它的社会货币在别的地方并不能流通。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英国妇女除非到了快四十岁，否则也不能拿出任何东西来。到了四十岁以后，她们会变得很有趣，很有魅力——对五十岁的人。年轻的美国人并不值得英国年轻妇女注意，也从来没有得到她们的注意。彼此都无法理解。只有在亲属关系当中，在乡间——从来都不在广义的社会上——一位年轻美国人才有可能偶尔跟属于他自己那个年龄的英国妇女结成朋友关系，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亨利·亚当斯的身上。他易受影响的天性完全任由美国姑娘的摆布，只要外交事务还在生活当中，这就是一种职责而非教育了。

　　因此，他发现自己被扔进了一片从来都无意去航行一番的河流之中，并顺水浮沉，使他远离了自己的港口。在伦敦社交的第三个季度，他的外交教育也结束了，他开始了一个在英国游刃有余的年轻人的社会生活，他在这里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还要舒适。他参加花园聚会、晚宴、招待会和舞会的纯粹的习惯，与这样的感觉没有任何一种关系。人们也许会参加数十种社交活动而没有舒适的感觉。人们也许可以在乡间豪宅里呆上无穷尽的日子，但仍然无法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陌生人，永远也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一种人。人们可以向英国半数的公爵或公爵夫人鞠躬，但仍然只会感觉自己更为陌生。数以百计的人可能会在经过的时候点个头，但永远不会走得更近。在像伦敦这样的一个地方，亲密关系是一种个人的神秘事件，就跟化学亲和力一样。数以千计的人从身边走过，但没有人会从人群中脱离出来向另一个人靠近，因此也无法一点一点形成一个团体。

　　1863年4月27号的早晨，他应邀跟亨利·霍兰德爵士共进早餐，他是皇室的老医生，跟爱德华·艾弗利特以后的所有美国公使都很熟悉，是一位极有价值的社交盟友，他有勇气希望帮上任何人一把。这天，他请这位私人秘书早餐的时候，非常谨慎地没有流露出自己有可能得知头天发生在他早餐桌上的反叛活动。他不顾社会的反对，一直与使团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而且到现在为止仍然在承担社会舆论的重负，因此，年轻的亚当斯不能够拒绝他的邀请，尽管这样的邀请是要他早晨九点在布鲁克大街进早餐，正好跟詹姆斯·梅森先生隔开。霍兰德老医生本人强壮如鹰，整天不戴帽子在伦敦各处狂奔，每晚睡觉前要吃威尔士兔子，他觉得，任何年轻人都应该会很高兴在布鲁克大街吃到他早间的松饼，并提供零星的战争新闻，供每日到来的显要病人们评论之用。这位年轻的私人秘书接到邀请后，很温顺地前往赴宴。这天早晨到达前门的时候，他发现另有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拍门环。他们一起进了早餐室，并在那里得到了彼此介绍，亚当斯得知，另一位客人是剑桥的大学生，叫查尔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是詹姆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的儿子，是另一位约克郡的米尔尼斯，来自威克菲尔德的索恩斯。命运使亚当斯固定在约克郡。因为另一次机会，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小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在剑桥跟威廉·艾弗利特相熟，因为威廉·艾弗利特也准备在那里拿学位。第三次机会使得伊瓦茨先生产生了一个想法，准备去一趟剑桥，并使威廉·艾弗利特尽地主之谊。亚当斯充当了伊瓦茨先生的信使，到了五月底，他们就去住了几天，当时，威廉·艾弗利特的确尽到了地主之宜，悉心招待，极尽仁义，从而使他的表兄立即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交上的缺点。剑桥很漂亮，先生们也很好了。伊瓦茨先生觉得这趟来得不虚，但这只是这位私人秘书一天工作的一部分。影响了他一辈子生活的，倒是从那时开始的跟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和他即将踏入社会的同学与朋友的亲密关系。

　　知己都是命定的。亚当斯在英国遇到过上千的人，有大人物，有小人物；他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从皇太子到杜松子酒店旁的闲散人员；他参加过数不清的官方活动和私人聚会；他访问过大英帝国的各个地区，在巴黎与罗马的使团里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他了解某些乡间豪宅的社团，也养成了星期天下午打电话的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他有什么事情可干，是一部分浪费掉的生活。对他来说，陪同一些美国妇女到画室去，或者陪同一些美国绅士到圣詹姆斯宫的招待会上去，或者在朝廷舞会上向一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鞠躬行礼，或者在花园聚会上与一些皇宫贵族摩肩接踵，这些都无法使他得到任何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为政府做的，林肯总统或苏亚德国务卿都不会对自己的事务有足够多的了解，以至于因为做了他们自己的手下都不一定做得好的某些事情而感谢他。但是，对于亨利·亚当斯而不是那位私人秘书来说，所有被这些职责占用的时间都是浪费掉了。另外一方面，他的少数几位私人密友只与他本人有关系，而差不多使他成为一名约克郡人的机会，也一定是在七国联盟期间开始的。

　　约克郡跟英国其他任何一个郡比较起来，都保留了更多的一种脱离伦敦的社会独立性。苏格兰本身几乎没有更多特别的地方。约克郡人一直都是英国人特性当中最强烈的一种，挪威人和丹麦人是与撒克逊不同的一个民族。甚至兰开郡也没有西莱丁那样的品质和教化水平。伦敦从来都没有完全吸收过约克郡，而约克郡人对伦敦也不是特别喜欢，而且公开表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对约克郡人很明白的一件事情是，约克郡并非英国的一部分，或者说并非全都是英国的，他们时常宁愿表达这个意思。这一定是小亚当斯受到那里的吸引而不喜欢别处的原因了。仅仅有蒙克顿·米尔尼斯费心吸引了他，也许米尔尼斯是亨利·亚当斯在当时有机会做出这种非英国式尝试的唯一的英国人。牛津和剑桥以及汉柏以南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提供足够大的一个场所，可以向这位年轻美国人发出交朋结友的呼唤。仅仅凭行为古怪并不能够解释这一点。蒙克顿·米尔尼斯是异常的一类人，但是，他的远亲詹姆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从相反的意义上说，明显也是异常的一类人。米尔尼斯看上去从来都不愿安歇下来，米尔尼斯·加斯凯尔看来总愿意活动。年轻时期，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团体的成员——亚瑟·哈勒姆、丁尼生、曼宁、格拉斯通、弗朗西斯·多伊尔——并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成员之一。他崇拜乔治·甘宁，成年之后进了国会，结婚的时候与温斯戴的温恩家族攀上了密切的关系，按约克郡的标准来说殷实富足，跟他的政治领袖关系密切。他跟很多英国人一样，拒绝久居官场而一直发展下去，需要权力仅仅为了使其成为怠惰的来源。他是个狼吞虎咽的读书人，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评论家，他的日记里有四十年的国会传统。他喜欢谈，也喜欢听，他喜欢自己的晚餐，而且，尽管崇拜乔治·甘宁，他也喜欢不含酒精的香槟。他喜欢智慧和轶闻趣事，但是，他属于1830年代的人，那一代人不可能复兴电报与铁路，就连约克郡也不能够再次复制了。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位比他的远亲胡夫顿爵士更平常和更有趣的人。

　　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先生对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很是客气，因为是他的儿子将他带进这个家庭来的，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夫人更为客气，因为她觉得，对他儿子而言，这位美国人也许是比一些英国人更少一些危险的朋友，而且她也许是对的。这位美国人有一种感觉，他看出她本人是英国最聪明和最有同情心的妇女，她的妹妹夏洛特·温恩也是一样。两个人的年龄和在社会上的地位使人觉得跟她们结下友谊是一种赞扬，也是一种愉快。她们的赞同和批准使一些事情得以确定下来。在英国，家庭是一个严肃的事实，一旦为其所接受，你可以终身留在那里。伦敦可能会从一个人的视野当中完全消失，但是，只要生活还在延续，约克郡就会为朋友而存在下去。

　　詹姆斯·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先生作为什罗浦郡温洛克区的国会代表工作了三十年，1857年，他购买了温洛克修道院及其地产，包括老修道院的房子。新买的这件旧玩具让米尔尼斯·加斯凯尔夫人甚是高兴。修道院长的房子是十五世纪建筑的迷人样本，一直以来都当作一件农舍放在那里任其慢慢朽烂。她将房子整理一新，1864年秋天去那里过了一阵子。小亚当斯是她最早的一批客人之一，跟她一起游遍了温洛克和里肯一带，了解了这一片极美的可爱乡村和那里奇妙的古物。那是一种新的迷人生活，是很多人都嫉妒的一种经历——理想的宁静和莎士比亚式的乡间的平和，只需要在那里生活几年就可以完成他的教育，并使他准备好在生活中做一个相当有用的人，作为一个英国人，一个担当神职的现代乔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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