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之战（1863）_新浪教育

公羊之战（1863）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7 10:58 新浪教育

　　第十一章公羊之战（1863）

　　公使亚当斯没有看出一个人属于敌方的一面，但此事并没有令他烦恼。他儿子是个敏感动物，他明白的事情太多了，因此而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场噩梦。公使亚当斯逆来顺受，一切凭自己的判断行事，很少根据他掌握的情报以外的消息对待自己的敌手。鲁塞尔伯爵适合他的这一套办法，也许某种个人的同感适合他们两个人，的确，亨利·亚当斯每次看到鲁塞尔的时候，都会因为他跟约翰·昆西·亚当斯相像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而高兴。除他令人疑虑重重的个人关系之外，公使在外交上无疑是正确的，跟一名外交大臣交朋友，他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但可以得到的东西却很多，鲁塞尔是对是错，关系并不大，因为在两种情况下，美国公使馆都可以按照他是错误的假定行事。假如公使知道鲁塞尔在1862年10月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背叛，并且毁掉他，那么，他决不会使用比他在1863年时使用过的更为激烈的措辞。罗伯特·库利埃爵士暗示说，在阿拉巴马号案中，曾经出现过与叛乱人员之间的勾结，鲁塞尔一定对此极其恼火，但是，他让自己铁下脸来，任同样的传闻在美国公使馆发来的差不多所有文函中重复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鲁塞尔被迫认真对待这位美国公使了，尽管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一切他都毫无勉强地承认了，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华盛顿政府是效率低下，或者是昏庸无力的，但是，1862年11月12号，他希望参与干涉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接到了亚当斯公使的一份来函，这份来函重复了他就阿拉巴马号案件而发出的谴责，并用最明白不过的语言要求得到补救。也许鲁塞尔的思想在理解突然攻击的力度方面速度天生地慢，也许他的年龄造成了后面的结果，这是使一名学生很感兴趣的要点之一，但是，年轻人极喜欢认为自己的长辈都太老了，在本例中，他的这个判断只有一部分得到了印证，那就是，他观察到，鲁塞尔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从年轻时起就呈现出老态。他们都不是1815年以前的人。帕麦斯顿和鲁塞尔都属于这个范围。他们的老态是先天的，就跟格拉斯通的牛津教育和高派教会幻想一样，造成了他的判断力中出现了极奇怪的问题。鲁塞尔无法想像，他从一开始便误解和错待了公使亚当斯，11月12号，他发现自己起了戒心，公使亚当斯的语气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强硬，此时，他才显出一点点慌乱和无助。

　　因此，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理论，那种外交行为必然是一样的。亚当斯公使被迫暗示，鲁塞尔与叛乱者之间存在勾结行为。他的问题甚至都不能够止于过失犯罪。假如亚当斯公使出于极大的好意而非常有礼貌地承认，阿拉巴马号的叛逃是因为过失犯罪造成的，但是，在领主们努力形成的包有铁皮的公羊角之战中，他也不能够做出这样的让步。没有人头脑简单到了相信会在公开场所修建两条装甲战船的事情，当时有政府看着，而且还像阿拉巴马号一样开上了海面，竟然会没有确切和连续不断的阴谋存在着。鲁塞尔伯爵越是假装不知道，越是长时间地戴着假面罩，这位公使到最后越是会毫不留情地揭掉那个面罩。不管亚当斯公使个人怎么看鲁塞尔公爵，如果出现危机，他一定还是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外交特权的。

　　1863年春天逼近，广大的战场已经自行清除干净，随时准备战斗发生了。一直以来都不曾出现过更漂亮的一场活动适合一名急于接受培训的青年来研究，直到他已经找到一处无所不能见的战略要点为止。经过两年孤独生活以后，人们慢慢地开始感觉到新的壮丽生活露出的第一抹光芒。此时，他已经二十五岁了，随时准备好确认这样的生活，他的某些朋友的肩章上已经佩戴上了几颗星，某些朋友还赢得了长久的绶带。有时候，他的呼吸会加快。人们开始梦想获取无法估量的力量的快感。这样的感觉到来了，就跟眩晕的感觉一样，就那么一阵子，之后又过去了，大脑仍然有些眩晕，充满怀疑，很是怀疑。人们的眼睛紧盯住战场上的大军，其热烈的程度远甚于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戏剧。他开始感觉到，在华盛顿的一片混乱的背后，力量正在成形，虽然是一点一点成形的，虽然最开始只是有某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行事方法正确的情况下会发生的朦胧期盼，但是，这种感觉堆积起来，受到了合适的引导，是以前从来都不曾出现过的情形。人好像明白了自己的行当，花去了差不多毁掉自身的成本，而且也许太晚了。一位私人秘书比大部分人更了解有多少新生的力量会在伦敦施展开来，而且差不多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但是，外交活动必须要等待军事行动的引导。这位学生只能够学习。

　　像这样的人生高潮，人一生不可能遇到一次以上。教育以这种形式达到了他的极限。随着第一阵打击即将到来，人们在黑夜的寂静中等待着，带着怀疑的希望倾听。巨大的冲击一个接一个到来，准确程度到达了机械水平，此时，敌对的力量退缩了，世界发抖了。如此规模的力量形成过程是从未见过的。强大的抵抗力量和反冲力强化了悬念。在七月的日子里，伦敦人都因为难以置信而显出愚钝的样子。他们从美国佬那里学习如何作战。

　　一闪念之间，美国人明白了这一切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因为人的思想正在与国内机器的加速运转同步运行。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及时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人们有极其充足的时间观察这个过程，甚至还有一点点时间为弥补了过去的损失而幸灾乐祸。韦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的消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达伦敦，结果，亨利·亚当斯当天晚上就接到邀请，去蒙克顿·米尔尼斯家里参加一次小型招待晚会。他早早到达那里，为的是在房间挤满人之前交换一两句表示祝贺的话。到了那里，他发现只有一些妇女在起居室里。先生们都还坐在外面喝酒。他们立即进屋了，也是运气，《伦敦时报》的德雷因正好第一个进屋。米尔尼斯看见了这位年轻的美国朋友，因此展开凯旋的双臂抱住他的脖子，亲吻着他的双颊。年纪稍小些的先生们知道的事情太少，不明白1863年他们见面时的感情，再加上1813年那批人的支持，还有1763年的那帮人的鼓励，他们可能想到，这样的公开露面会使一位私人秘书难堪，因为他是波士顿人，自称十分腼腆。但是，那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碰巧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他在思考德雷因的事情。德雷因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正好就在米尔尼斯拥抱他的时刻。德雷因也许认为那是米尔尼尔愚蠢行为的一部分。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小亚当斯，也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在《伦敦时报》受到过奚落而产生的怨愤情绪。他没有想到，那位美国公使的儿子的心里正浮现出什么样的念头，因为英国人的脑袋属于世界上最不灵活的一种，这是《伦敦时报》的文件已经证实了的，而韦克斯堡的占领并没有穿透德雷因固执的想法中厚厚的皮层。哪怕明白了亚当斯的心思，他也只会因为自己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所有东西而产生令人好笑的英国式的蔑视。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让《伦敦时报》得出米尔尼斯的观点。

　　假如这位公使的儿子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了，他一定会当场要求介绍德雷因，并告知他说，他觉得自己过去的分数已经全部清零，清得干干净净的，因为他父亲已经承担了债务，并准备亲自对付这位德雷因先生。“接下来就是你！”这句话将成为友好的警告。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这位私人秘书看到一圈人纠集在一起，准备好公使馆与德雷因之间的碰撞，而德雷因就站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后面。从最后决战的角度看，亚当斯先生一直在得到华盛顿稳定的加固和强化。自从特伦托事件之后，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做得效率极高，组织相当完备。毫无疑问，公使馆自身人员不足，其装备也如同委地马拉或葡萄牙。国会仍然对其外交服务机构充满嫉妒，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不太可能施加压力，以援助驻英国的公使馆。没有为公使馆再添一名职员。使馆秘书、助理秘书和私人秘书要完成公使没有完成的所有事情。一名每周五美元的职员也可以把这样的工作做完，甚至做得更好，但是，公使并不信任职员。如果没有明确的授权，他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公使馆，让他儿子进来已经算是开了一个口子了。国会和它的委员会是最合适的判官，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公众服务最适合，如果某种安排看起来对他们有利的话，对一名私人秘书来说也是很令人满意的，因为他比他们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人员太多，一定会使他的重要性受到压制。整个公使馆就像某种临时性的志愿服务机构，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属于志愿工作者。他比其他人要好一些，因为他是看不见的，是不为人所知的。不管好还是坏，他都跟别的人一样工作，如果说各位秘书会谈起关于国会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发出任何抱怨，他们知道，没有人抽哪怕一点点时间听他们说任何话。

　　如果说他们不满意国会，但他们却满意国务卿苏亚德。他不占用常规服务的拨款，但却为常规服务做了很多支持工作。假如公使没有秘书，他会有一大帮积极的领事。他有组织良好的一个媒体，他有有效的司法支持，还有一大群社交界的朋友，这些朋友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他需要的一切就是在战场上获得胜利，而史丹顿秘书就承担了这一部分的外交工作。韦克斯堡和葛底斯堡清理好了场地，1863年7月底，公使亚当斯准备好对付鲁塞尔伯爵、帕麦斯顿勋爵、格拉斯通先生或德雷因先生了，他也准备好了对付任何挡在他路上的人了。根据本例中所指的情况，他必须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掉他们所有人。

　　哪怕在韦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的军事高潮到来之前，这位公使就已经被迫开始他的攻击了，但这是历史，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这位私人秘书把这些笔记抄进私人笔记中去，这就是他在那整个事件中的所得了，只是除开私下里的谈话以外。

　　再也不需要志愿者服务了，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给送到后方去了，这场运动太紧张了，不容许有小冲突存在。一位私人秘书能够在这个事件中产生的最大希望就是经验与政治方面的知识。他有机会度量人的动机力量，探知人的性格品质，了解他们的前瞻力，还有对目的的执着。

　　在公使馆里，人们对阻止那只公羊没有多大信心。不管理由如何，鲁塞尔看来都是不可动摇的。假如他1862年想介入美国事务的努力在1863年9月就为公使馆所知晓的话，公使一定会承认，鲁塞尔从最初就有意在他的同事身上强加干涉计划了。自1861年4月以后，他的每一个独立计划都导致这最后的政治高压。尽管鲁塞尔在1862年时的敌对活动到现在仍然是个秘密，而且保持了差不多二十五年时间，但是，他的敌意看来可以通过他一向拒绝制止叛乱武装的行为而澄清。亚当斯公使一步一步失去了希望。因为希望越来越小，语气也就越来越高亢了，到最后，揭开了鲁塞尔的每一片辩护和借口的布片之后，他结束了这一切，离开的时候让他明白，他默许了叛乱分子的武装，最后还留下一句名言：“根本不必要我来对阁下说：这是战争行为！”

　　这位公使通过这句话想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这位私人秘书从这话里听出来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他教育的一部分。假如他父亲命令他起草一个解释性的段落，以扩充他所理解的意思，其后续部分应该是下面的样子：

　　“其一，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鲁塞尔伯爵不仅仅早已经知道这一点，而且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他的本意；其次，因为这是他从来没有变化过的行动合乎逻辑和必要的结果；其三，因为亚当斯先生并没有向他宣布‘这是战争行为’，而是向世界指出了这一点，以便使自己的纪录完整。”

　　这将是这位私人秘书本着实事求实的精神，把一句实事求是的话抄进笔记本的方式，用这样一句不带特别嗜好和激情的话，公使可以宣布存在着一种战争状态。在他作为一名文员的抄抄写写的眼睛看来，这些话虽然不是处在外交礼仪的最极端的边缘上，它只是陈述了一项事实，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可言，没有花哨之处，没有特别的修辞。事实必须予以澄清，这是为了使讨论的话题更清晰。那场战争是鲁塞尔的战争，亚当斯只是接受了这场战争而已。

　　鲁塞尔对9月5日的来函所做出的回答，是9月8日到达公使馆的，它终于向焦急的秘书们宣布：“已经发出指令，阻止两艘武装舰只离开利物浦港。”谨小慎微的公使馆在波特兰广场上接受了这份回函，就如同格兰特将军在韦克斯堡接受投降书一样。这位私人秘书以为，正如斯丹顿秘书通过超级权威打击和压垮了留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叛乱分子一样，国务卿苏亚德也在英国打击和压垮了此地的叛乱者，而且他从来都不曾怀疑那场战斗的性质。虽然公使亚当斯应该一直留在任上，直到他的年纪达到九十岁为止，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再经历诸如此类的生死之战了。虽然这位私人秘书应该尽力获取或保持总统或人民赋予的每一项公职，但是，他再也不会找到一种教育来与在伦敦这两年半的生死经验进行比较，因为这场战斗中，他感觉受到了拉肢刑与夹拇指刑一样的惩罚，而且都发生在他的转换期内。但是，其作为教育的实际价值却是在他衡量人和人的力量时的正确判断中显示出来的。他对鲁塞尔充满敬畏，正如他同样敬畏帕麦斯顿，因为他们代表传统的英国和英国政策，这本身都是值得人敬畏的，但是，在四代人的时期内，每一代亚当斯都作为其政治命运的主要来源而战斗，而屡建功勋。就他的理解来说，鲁塞尔也稳定地执行了这样的政策，他有能力，有热情，一直将这样的政策执行到可以实施的阶段。然后，他遇到比他自己的意愿还要顽强的意愿，而且，坚守到最后一刻之后，他被击溃了。诺斯勋爵和乔治·坎宁都有类似的经历。

　　这只是一个小男孩子的想法，但是，就他所知，那也是他的政府的想法。在这一点上，这位自愿的私人秘书对政府是满意的。一般来说，一位秘书，无论是公用秘书还是私人秘书，他的自尊都取决于对他的批评的严重程度，而且也与他这种严重程度相关，然而，在本例中，英国的运动在他看来是国务院可信的，正如韦克斯堡的战斗是陆军部觉得可信的一样，而且有更大的决定性。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精心准备的，也是精心执行的。他永远也无法在里面挑出一个错误来。也许他受到了个人利益的偏见影响，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是了解其中秘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当别人批评苏亚德先生的时候，他对那些人的意见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如果不在1862年的伦敦生活一回是教都教不会的。对他来说，国务卿苏亚德在领导方法上看来极其坚强和稳定，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鲁塞尔、帕麦斯顿或格拉斯通。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耐心和稳定性。他们坚持了两年半时间，贯彻自己分裂联邦的计划，但最终放弃了，是因为战争的利爪使然。经过长时期绝望的挣扎之后，美国公使打出了自己的王牌，最终赢了那场牌局。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一再重温当时的情景，想看看是否能够发现双方有犯下错误的地方。但什么都没有找到。在每一个阶段，各个步骤都是可能的，后来也得到证明的。他感到更加不安，因为一直到死的那一天，鲁塞尔都还在愤怒地，越来越卖力地否认和抱怨亚当斯全部的论点中的自明之理，但他从一开始就是要分裂联邦政府的。鲁塞尔确信，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做那些事情，确信他根本没有任何意思，认为他本来是想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的，认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做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辩，最后，跟格拉斯通一样，什么抗辩都没有了。他把自己能够藏起来的一切都藏起来了，他把1862年秋季准备分裂联邦的企图埋入了深深的秘密，他更高声地宣扬自己极端的诚信。在这位私人秘书看来最恶劣的事情，对于终生的教育努力中的彻底的嘲讽与绝望，作为实践、经验和理论的综合性的最终结果，鲁塞尔证明了一切。

　　亨利·亚当斯觉得，他受鲁塞尔之苦太大了，因此不可能承认他所做的有利于他的任何辩解，但是，他慢慢开始怀疑，不知道就算承认了也不一定真正有利于他。鲁塞尔伯爵过世很久之后，这个问题才重新提出来。鲁塞尔1866年就退职了，1878年去世，他的传记是1889年出版的。在阿拉巴马号争端与1872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作为外交大臣的工作受到严厉批评，他被迫看到英国为他的错误支付了300多万英磅的罚款。另外一方面，他也拿出了一些证据，或者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记，企图证明他并不是故意做出不诚实的行为的，想说明就叛乱事件而言，他并没有勾结、安排、计划或政策之嫌，尽管外表看起来很像有。他一直都是独自行事的，这是他的天性。就跟格拉斯通一样，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是正确的。

　　到最后，鲁塞尔让自己纠缠在承认、否认、矛盾和抱怨之中，这样一来，就连他的老同事也放弃了为他辩护，就如同他们放弃了为格拉斯通辩护一样。然而，对于学习外交，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法则学说的一名学生来说，这还不够，他希望让鲁塞尔自己驳倒自己，他希望表明鲁塞尔是有预备的，坚持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事情。1889年，鲁塞尔的传记出版了，里面有很多文件推翻了亨利·亚当斯为外交教育而吸取的东西，因此，他上述的努力就变得无望了，但是，六十岁以外，他再次坐了下来，看看自己能否把那团乱麻解开。

　　根据鲁塞尔自己1862年9月17日从哥塔寄给帕麦斯顿的信件中由他自己标出的那几行文字，关于顽强地促成武装干涉的目的，除开格拉斯通本人为追求同样目的而做的演讲所提出的申辩理由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话好说了。格拉斯通的申辩理由包括“最奇特和最明显的错误，”“最不可原谅的，”“粗劣到了难以置信程度的一个错误，”这些都是无法辩护的，但是，虽然格拉斯通把自己在演讲中犯的错误扔给公众，希望得到公众同情，他本人却没有试图为鲁塞尔伯爵寻找借口，因为是鲁塞尔伯爵引导他犯下“不可原谅的粗劣错误”，宣布了外交大臣的意图的。格拉斯通的错误“奇特和明显”，并不单指演讲本身，而且还指其成因，也就是激发他发表那通演讲的政策。“我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假定……虽然很是奇怪，但我真的相信，那是一种友好行为。”不管格拉斯通做了何等荒唐的假定，鲁塞尔却并没有做出任何类似的假定。他或帕麦斯顿都没有“最奇怪地相信”任何明显荒唐的主张，拿破仑也没有让自己沉醉于仁慈之中。格拉斯通哪怕在他的忏悔中也混淆了政策、演讲、动机与人员，就好像他在故意作乱，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弄不清楚一样。

　　格拉斯通的行动似乎在这里就停顿下来了。他再没有出现在公羊事务中。叛军影响自1863年起就消退了，这是鲁塞尔伯爵一个人知道的事情，9月1日，他写信说，他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干涉叛乱船只的事情，因此而把亚当斯公使于9月5号发出的战争宣言的责任放在了自己肩上。一名学生认为，在这次拒绝行为当中，他只是在贯彻他于1862年9月制定下来的政策，也是他自1861年以来采取的步骤的延续。

　　这位学生是错误的。鲁塞尔证明，他身体一直很差，很胆怯，经常犯错误，上了年纪，但从来没有做过不诚实的事情。证据是有说服力的。立法官员们已经为大家所知的看法是，成文法不能应用在这个地方，因此，领主们依赖这样的已知意见建造了这些船只，他们知道，陪审团也不能够定罪。亚当斯公使回答说，在本案中，成文法应该予以修订，或者应该通过政治权力的应用而终止船只的建造。贝特尔加入其中，说这么做会违反中立原则。人们必须保持现状。从策略上说，鲁塞尔与领主们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勾结，而且，假如他有意要干涉的话，一定会警告领主们，说成文法的缺陷再也保护不了他，但他允许建造者继续建造下去，直到船只准备下海为止。接着，9月3号，也就是亚当斯先生“不必要的”信件寄出的前两天，他写信给帕麦斯顿勋爵，请求得到他的帮助。“在伯肯海德获得建造舰只合同的那些绅士们的行为是相当可疑的”，他开始的时候这么说，他写这句话显然是本着诚信的，而且对自己的领导人帕麦斯顿勋爵报有很大的信心，他称反叛人员的“行为”是“相当可疑的”，而当时，欧洲和美洲没有任何人对此产生过什么怀疑，因为这整个问题不是针对公羊来的，而且是针对对外征募法案的技术范围而来的，“我以为说明这些船只应该加以扣留是必要的，”当然不是根据成文法，而是根据公使亚当斯所申明的立场，这是成文法之上的国际责任所要求的。“征求过首席检察官的意见，他同意这是政策之一，虽然不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我们应该对该法进行检验，如果我们必须为此承担损失，那我们会使在这里和美国都十分高涨的公众舆论得以满足，也就是说，诸如此类的中立国敌对行为再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想办法予以终止。”

　　这样的天真对于一位没有薪水可领的公使馆随从人员来说是极不正常的，经过两年半时间的顽强抵抗后，从他自己的立场一下子跳到对方的立场上去，本会使帕麦斯顿发出很大嘲讽的，但是，他没有嘲笑，哪怕鲁塞尔原来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攻击。帕麦斯顿以高贵的贵族精神对待这样的请求。“咨询过一些立法官员的意见后，他发现，并不存在干预这些船只的法律基础，”或者，用非专业的语言说，他既不能相信立法官员，也不能够相信利物浦的陪审团。因此，他建议为英国海军购买这些船只。作为过去的“过失犯罪”的证明，这个建议看来是有决定意义的，但是，鲁塞尔到此时已经在接受别的渎职错误带来的麻烦了，因为他忽略了通知美国公使。他本应该立即这么做的，就在9月3号着手。反过来，他等到了9月4号，到时也只是说，事情已经处在“认真和紧急的考虑状态下”。这份公函直到9月5号下午三点才到达美国公使馆，但已经是在发出了“不必要的”战争宣言以后。因此，鲁塞尔伯爵牺牲了那些领主，他造成内阁两艘船只的损失，还有阿拉巴马号的赔偿，大约有2，000万美元，而且使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仅仅只能够请求屈服于战争的威胁。最后，他给海军部写了一封信，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这封信听起来像伊顿公学中学生的口吻一样稚嫩：

　　1863年9月14日

　　亲爱的公爵：

　　在伯肯海德的武装船舰的建造不应该进入美国而打断封锁，此事极其重要，十分紧急。这些船只属于巴黎的布拉维先生。如果您以海军部的名义主动购买这些船只，而且他也接受您的出价，那这些东西还是物有所值的。如果他不接受，那就会是一个可推定的证据，说服这些船只已经被邦联军队购买了。本人应该说明，我们已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过购买船只的建议，但您会轻松地与土耳其人摆平此事……

　　假如波特兰广场的秘书们得知此信内容，并意识到鲁塞尔伯爵已经陷入困境，终于使自己处在美国公使的掌握之下，那他们一定会欢喜若狂，然而，四十年后，当这位私人秘书假定事情早已经完结以后，他的外交教育的结果却从头到尾全都推翻了。它们构成了一幅图景，跟他当初想像的情景完全不同，因此使他痛苦得来的外交经验一无价值。

　　过了六十岁以后，重构任何一种有实际价值的教育根本都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亚当斯觉得，对此经验进行攻击，说它仅仅是一套理论是无用的。他再也不管自己是否明白了人性，他只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理解它，但是，在《格拉斯通传》中，他发现了一句重复多次的话，这使他产生了奇怪的想法。“我一向认为，”格拉斯通先生说，“政治家向来就是在最难理解的时候出现的一些人，”他还补充并强化了自己的观点，说，“在我自己这方面，除开一两个人以外，我从来都没有明白，或者以为自己明白过什么人。”

　　鲁塞尔伯爵显然不是这一两个人里面的一个。

　　亨利·亚当斯觉得，他也理解了一两个人，但是，美国类型的人更熟悉一些。也许这是他的外交教育中丰硕的成果，看起来这个成果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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