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_新浪教育

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9 13:05 新浪教育

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　　　　　　　　　　　杨政昆　　在海顿家的一次晚宴上，济慈提议为了牛顿记忆的混乱而干杯，因为牛顿葬送了彩虹的诗，把它还原成了一个棱柱。华兹华斯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诗植根于人的情感本质之上，包容了科学，而毫不畏惧科学那狭窄的知识：“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 　　与此不同，济慈认为纯事实或科学不仅是诗的对立面，而且也是它的敌人。对于这个问题，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讨论了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也就是文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诗和科学是朋友还是敌人，是相互对立还是相互推动，抑或是毫不相干。　　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种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底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底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底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艺术和科学是同样不可缺的，科学不能代替艺术，艺术也不能代替科学。” 　　鲍斯韦尔：“那么，先生，诗到底是什么呢？” 　　约翰逊：“啊，先生，说诗不是什么要容易得多。我们都知道光是什么；但是要真正说清楚光是什么，却很不容易。” 　　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光就是波和粒子。光具有波动性也具有粒子性。一般来说，研究光和物质作用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光的粒子性，其他情况下都把光作为电磁波看待，称为“光波”。用诗的语言回答呢？那答案就成千上万了，这些成千上万的诗的答案，就成了艺术文本。从文学在整个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地位来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它的系统质；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其他艺术样式的最基本的特点来说，文学的自身质在于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从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文学的功能质在于提供人工对象满足人们审美观照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多种社会作用。由此来看，诗和科学并没有什么恩怨情仇。但是D·H·劳伦斯悲叹：“知识”杀死了太阳，使它成为一个带有黑点的气球；“知识”杀死了了月亮……我们怎么才能再次得到阿波罗和阿提斯、得墨忒尔、珀尔塞福涅和狄斯的那些殿堂？　　对于柯尔律治来说，科学对诗歌的威胁更为深刻地来自于原子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各种错误、无节制的形而上学主张——根据柯尔律治的看法，这是物理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假设，它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先是转变成事实，然后又成了整个世界观。　　麦考利在1825年写道：“我们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诗几乎必然会衰落。”知识的进步是由“具体的形象到一般的指称”，由具体的感知到一般的概括，但“分析却不是诗人的事。诗人的职责是描绘，而非解剖。” 　　康德承认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并没有“给自然界捏造全面假象”：事物本身是实在的、客观的，但我们认识事物的“形式”却是先验的、主观的。靠这种先验来创作并达到审美效果的艺术家们，与科学家在认知习惯上格格不入。济慈在情绪低落时，接受了同时代一些实证主义者的排他性选言推断：非科学即诗；假如牛顿描述的是真实，则诗人的彩虹就是幻觉；假如科学在总体上是真，那么诗在总体上则为假。济慈在《莱米亚》一诗中对科学进行了非难：　　冰冷的哲学只要一触，　　所有的美妙不就烟消云散？　　从前天上有过一弧可怕的彩虹：　　我们尽知其质地和纹理；她被排在　　平凡事物那阴郁的行列中。　　哲学会剪断天使的双翼，　　以其条条框框征服所有的神秘，　　拂去闹鬼的空气和土地神的矿藏―― 　　拆散了彩虹，因为它曾使　　性情温柔的莱米亚融化成阴影。　　托马斯·坎贝尔的《致彩虹》也为此观点推波助澜：　　光学所能教我的一切，能否展示　　你那令我痴迷的形状，　　就像我梦见隐藏在你光环里　　那些珍宝和黄金？　　当科学把魔法的面纱　　从造物的脸上揭去，　　原本是多么可爱的幻想　　现在却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　　坡的十四行诗《致科学》更加强烈地提出了科学及其“凝视的眼睛”的“沉闷乏味的现实”与奉献和诗人的梦想之间的冲突。　　你不是已经把耐阿得从河流中分出，　　把小精灵从青草中夺去，把　　罗望子树下的仲夏梦从我这里夺走？　　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这问题距今快二百年了，这二百年来自然科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日新月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非当年的诗人所能想象。当我们微观的视野到了夸克，对宇宙的宏观认识到了可以直接上太空去观察的时候，人类的文学艺术是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呢？事实表明并非如此，诗歌等文学形式依然按它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的发展着，不同的是它描绘的世界更丰富多彩了。事实胜于雄辩，很显然，当年济慈他们的担心多余了，同时也证明了华兹华斯他们的观点才更具合理性。华兹华斯认为诗会吸收采用“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极稀罕的发现”，并超越了他们，预示了机械化和工业革命的诗章的来临。“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下……造成任何物质上的变革”，诗人“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把感觉带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去”。他说：“有人以为分析、拆散和解剖等行为无可避免地有害于对美的感知……而我们则往往认为，这种行为具有那种冷漠，其实这些行为乃冷漠使然，而不是因为它们导致了冷漠……植物或动物的整体美并不因为对其组成特性和职能作了更精确的洞察而受到贬损，反而得到了提高。” 　　济慈的朋友亨特并不认为“现代实验科学给了诗以致命的一击”，因为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现彩虹形成的物理原因”就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诗人，那他“用不着大吃一惊；他原本就不是”。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对这问题选择了云彩来做例子：当一片云彩披上落日的余辉时，我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美，但这种情感并不妨碍我对云彩的了解，我仍然知道它乃是水气组成的，同样受到蒸气处于悬浮状态时的各种规律的制约；只要有机会我也同样可能接受这些物理定律，并按它们行事，就像我的感觉无力辨别美丑一样。　　的确，概念是科学的基本单位和特殊形式，艺术形象是艺术的基本单位，是艺术把握世界的特殊形式。非要把科学和诗当作敌人对立起来的诗人们，误认为艺术的形象和科学的形象是同一概念。其实不然，在科学研究成果中，形象一般只是作为概念、公式以至一定理论体系的图解，只是对现实进行把握的过渡性或辅助性手段，因而完全不具有艺术形象的具体可感性、艺术概括性和审美感染性的这些特征。文学语言描述的形象和科学语言描述的形象让人获得的是不同的知识。这知识没有冲突的内在可能性，随着两种不同结构的知识逐渐加厚，它们之间有融会贯通和互相借用的可能，这样来说，科学和诗应该成为好朋友，它们都是人类智慧的双子星座。　　就像《镜与灯》里的这段话：　　诗始于这一点：纯事实或科学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并且展示了进一步的真实之时；这就是说，展示了它与情感世界的关系以及它产生想象的愉悦力量。例如，倘若问一位园艺师我们看到的那边那朵花是什么花，他会回答说：“百合花”。这是事实。植物学家则说，这花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科。这是科学……。　　光的植物，光的花，　　本·琼生这样说；诗因而向我们显示了花的美，连同它所有的奥秘和风采。　　参考书目：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美）M.H.艾布拉姆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文艺学论纲》，胡有清，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文学意象论》，夏之放，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西方形式美学》，赵宪章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提6月第1版。　　《意境概说》，夏昭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南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文学引论》，萧君和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应用光学》，李士贤、安连生、崔桂华编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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