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的培养

　　第四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博士项目。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已经搞了20多年。我有时候在想，中国博士项目是不是引进得太快了？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博士，使得博士的整体水平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经常招在职博士，有官位，或者官位比较高，这样导师脸上有光，或者有钱，可以给导师研究经费。这是文人自己贬低自己。

　　在职博士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学院按学生的水平确定博士的标准，无法保证质量，结果是真正有兴趣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就更愿意到国外读博士。

　　我们明确提出，光华管理学院博士项目的目的就是培养学者，而不是培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如果我们的大部分博士毕业后不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而是去企业和政府部门，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为此，我们在中国的商学院中率先废除了在职博士。我们也延长了博士生的在读年限，在光华读博士，没有四五年的时间是不可能毕业的。我们还建立了全英文授课的国际博士项目，希望培养出与国际优秀大学同等水平的博士生，也希望能招收到海外学生来读我们的博士。

　　中国至今仍然沿用“师傅带徒弟”的博士生导师制度，这是非常落后的手工作坊制度。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认为，博士首先是北大的博士，其次是光华的博士，最后才是某某导师的博士。博士的质量应该由一整套的培养制度保证，而不是由导师个人保证。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在入学时并不确定导师，而是统一招生，统一课程训练，在两年的课程训练后再根据个人选择的研究方向确定导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标准可以更严格地执行，不需要考虑导师的人情面子。

　　现在的博士生导师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简单地说，就是在教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一部分教授当博士生导师。理论上讲，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所有的正式教员都应该有指导博士生的水平。在光华管理学院，许多新进的年轻讲师、副教授学术水平很高，都在学科前沿，比许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的水平高得多，完全合格指导博士做论文，但按照现在的规定，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全面废除博士生导师制度，实行双向选择，根据论文的方向确定指导导师，导师同意，自己也同意就可以了。

　　有些讲师可以带博士，而一些教授也可能无博士可带。怎么保证质量呢？因为我们培养的目标是研究型人才，是为其他大学输送人才，如果找水平低的人当导师，不仅不容易找到好的工作，也很难毕业，因为论文答辩的时候，导师不能投票，还有外面的匿名评审。我们是用最终产品的质量竞争约束加工过程。我们也相信，优秀的学者一定会注重自己的名声，把好质量关。我们的教员在评论别人的博士生时，不大讲情面。

　　博士生的质量与导师在指导方面的投入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很多大学里，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生，不知道这些教授是如何指导学生的，但肯定质量不高，放羊都有个数量，太多了是管不了的，何况指导博士呢！我们学院的教员，原则上一年只能指导一个新的博士，最多不超过两个。我们相信，通常情况下，一个教师手下指导三五个在读博士就足够劳神了，多了肯定有问题。现在有很多官僚的做法，包括博士生要三年时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论文，否则的话，你就拿不到学位，看起来很严，其实不合理。你可能在这三年时间内发表好几篇论文，但是你这些论文没有深度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要忙于发表论文，有限的时间被分割了，就很难有几年的整体研究计划，做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念博士，就是要全心全意做好博士论文。有一个国外教授去我们国内的一个大学，看到一个学生水平很好，这位教授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收集资料做什么什么研究，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我用半年时间收集资料，就发表不了三篇论文了，我就不能毕业了。我们有很多貌似要求很高的制度，其实这种制度反倒降低了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而不是提高了他们的水平。

　　还有一个博士后制度问题，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产。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就给别人做研究助理，或者做一些研究，再找工作，这就是博士后。在中国博士后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比博士还高的“学位”，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在职博士后”。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念博士后的时候可以提副教授，念完一个博士后以后又申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念博士后，他让我给他推荐学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在这儿念完博士后工作了，已经提副教授，要再提教授需要好几年，如果到另外一个地方念博士后，两年可能就提教授，提的学校是不在乎的，反正我以后也不在这个提的学校工作。我一听，这样更不能推荐了。光华管理学院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是严格的，博士后期间，任何人都不要想从我这儿提副教授，教授，有本事到哪儿工作到哪儿提，我不送你这个人情。现在我们放得更开了，如果导师有钱，有项目，有研究经费，就可以雇、招博士后，作为研究助理。但是有一条，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学术前途，不能随便找一个博士后就可以。而且不能招在职博士后，如果他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愿意在这儿工作两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