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要学会用警察角色去看待警察

　　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对记者坦陈：在他的警察同行中，确实有很多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枯竭”问题，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他认为这确实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而社会心理问题比个体心理问题更严重。

　　王教授说：既然这种心理疾病主要是由社会引起的，是社会变革时期出现的问题，因此只能用变革的方法来解决。他认为我们国家警察的心理疾病往往不是某个人的个体心理疾病，而是因社会问题造成的群体心理偏差。因此仅仅用解决纯心理问题的方式去解决由社会问题引起的群体心理偏差是不够的。

　　他告诉记者，他接触的一些警察，有的只是身体在坚持工作，而心理上早就力不从心了，任何事情都引不起其兴趣。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王教授认为有多种原因。首先，从现有执法环境上看，中国的执法环境还很不完善。比如，西方警察可以在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中表现中立，他用不着对任何政府负责，他只需对秩序负责，因为它的使命很单一，就是维护秩序的。而中国警察本身除了维持秩序对法律条文本身负责外，还身兼对政府负责和对法律负责数职。

　　同时，我们的社会有多重标准，很少有人去用警察的角色去看他、衡量他。比如当一部法律由于不完善而遭到攻击时，社会往往不是理性地探讨应如何修改法律，而是把问题算在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身上，不知道在新法下来前，即使是“恶法”、“坏法”，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角色，也要求他只能去执行它。而我们的百姓则只会去指责具体执法的警察，而看不到有些是其职业的特定要求。

　　另外，警察的巨大付出往往和其所得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众所周知，现在全国每天平均至少牺牲一名警察，但按最新的抚恤标准，牺牲民警的家人只能得到其月工资20倍的补偿，即1.6万元抚恤金。而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点钱确实微乎其微。有些地方，比如四川一个牺牲民警可得到约10万元补偿，但这笔钱不是由国家支出而是由当地警察自筹、其余靠各地同行捐款得来的。因此王教授认为物质状态不变化，仅靠警察自己心理调适，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能治标。因为这些心理疾患是由社会引起的，它牵扯到现有法制、体制、保障和监督各个方面，因此只有解决社会问题才行。

　　心理疏导不能同思想政治工作混为一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日昌教授说：“职业枯竭”问题在国外早有研究，国内过去一直无人关注这一块，应该说这个课题研究本身很有意义。其实不光是教师和警察，无论哪种职业，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你持续地从事这一职业，就有可能会产生无能为力的“倦怠”之感：因为人本身是富于变化的，不像和物打交道的纯机械工作。

　　而作为“职业枯竭”高发人群的教师和警察，在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快、工作重压大的形势时，情绪就会变坏，就可能出现以其工作对象或学生或当事人为宣泄对象的情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个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学会应付各种难题变化；另一方面还要学会自我调节，尝试用运动、休闲、娱乐等正常途径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而绝不能发泄在自己的工作对象上。

　　从社会方面看，应减轻其工作负担，并不断为其作培训让其学会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矛盾的方法。郑教授介绍说，国外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军队、社区，甚至监狱，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会在自己内部设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可采取被称为EAP（员工援助）的形式，作为一项福利，像买保险一样，委托某一心理咨询机构，按员工人头，每年将一定款项划拨到该机构去。在此过程中，员工遇到心理问题可随时去咨询，由企业买单，不用员工自掏腰包。

　　几年前，美国一家著名的通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就曾找到郑教授，想由企业出钱，委托郑教授为其“落脚”中国的美国同事进行有关心理咨询工作。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我们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忽视了其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机构内部，彼此之间往往有利害关系，当事人有一些问题，不愿让周围人知道，而且许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不能给人以解决心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像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那样，受过专门的训练，其职业道德也要求为咨询者保密。在国外不管是设在机构内部的心理咨询部门还是外面委托的相关机构，都是脱离于该机构的独立的专业化部门，与机构本身无上下级关系，你无论谈什么都是安全的。

　　郑教授强调，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还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因为它既不是身体疾病，也非思想品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它牵扯到社会各色人等，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事业等方方面面问题，一定得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做。应该把中国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工作结合起来：前者解决的是方向路线问题，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要想走得更好，还要解决一个健康状态问题，而后者就是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调节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种专业来做，才更有利于社会安定。文/张倩

　　中心事件

　　日前，本报新闻热线接到一名幼儿家长的投诉，反映他们三岁半的孙儿因数次在幼儿园内将大便拉在裤子里，遭到老师让其“吃屎”的恐吓和巴掌，致使事发数周后，孩子每次排便还会出现“心理障碍”。

　　无独有偶，几年前，一位小学教师因怀疑学生拿了别人的物品，用锥子在孩子面颊处刻上“贼”字，并在上面点入红药水……

　　以往的舆论，总是过多地强调从教师师德和个体人品上去评价这些人的做法，很少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追问其职业角色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否也是造就这些“恶性事件”的“罪魁”之一。

　　从2001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燕和她的课题组，开始通过对教师、警察、医护人员、公司职员等人群的调研，从事“关于职业枯竭的特征、成因和对策的研究”。其调查显示，警察、教师及医务人员，其“职业枯竭”（现代职业人的“流行病”）的发生率，位居前列。专家指出，为了有效预防这种社会心理疾患的“流行”，“职业枯竭”现象亟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