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只鸡一样大的时候,人家肯定觉得你比他小;当你是火鸡,人家是小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大,人家会觉得咱们一样大;只有当你是只鸵鸟的时候,别人才会承认你大。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柳传志
新任总理朱基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
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既有悲剧色彩而又鼓舞人心的词句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在1998年的这个春天,很少有人停下来静心思考新总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10年之后,又一个革新政府开张了。朱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对总理说,“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企业经理遇到“政策风险”,就像政府总理遇到“地雷阵”。朱基希望知道“政策风险”是怎么回事。柳传志于是告诉他,当年中央政府心血来潮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事隔数月,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没有事实证明柳传志与新总理的关系亲密,但是只要总理愿意听,柳传志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谈论任何事情。柳现在的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时投了朱基一票,因为他觉得“国家应该交给聪明、正直、强悍有力的人去治理”。他善于把故事和逻辑编织在一起,说出话来既生动又犀利,这一点也很像新总理的风格。他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热情洋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联想公司的一员,所以巧舌如簧,把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说成是一回事。比如他在当选人大代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微机,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他说,“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把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长销售利润,而只是某种象征。在杨元庆的主持下,联想微机锐不可挡地进入1998年。刚刚结束的“联想1+1寒假热卖”获得巨大成功。一款名叫“天琴”的新机型,成了市场上的新明星,每天售出大约8 000台。“抱一台天琴电脑回家,”《科技日报》在2月4日的报道中惊叹,“成了老百姓过年的又一件喜兴事。”2月26日,公司又把“第一代新概念电脑—联想问天”推向全国。这“问天”是将主机和显示器做成一个整体,还与日立公司联合开发出液晶技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把液晶显示器用在台式电脑上。尽管屏幕很小,只有13.3英寸和12.1英寸两种,价格又很贵,两种规格高达25 800元和19 800元,但还是让人们动心。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描述“问天”的:“色彩艳丽、低辐射、易移动”,“节约能源50%、节省空间60%”,“显示图像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观看都毫不变形”。
消费者的热情吸引了那些市场调查专家的注意。他们在1996年把“联想”的品牌价值确定为35.74亿元,现在认为它应当值41.81亿元了。按照1998年2月一项“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联想”比“红塔山”的353亿元、“长虹”的182亿元、“海尔”的118亿元、“一汽”的72.76亿元还差很多,不过它已经超过相当著名的“青岛啤酒”,与另一个名牌“五粮液”也已相当接近。舆论千篇一律地欢呼“中国企业步入品牌竞争时代”。《工商时报》的记者在报道这一结果时还加了一行副标题,里面说:“联想是惟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联想”的品牌价值在迅速升高,可是公司把商标“Legend”拿到境外注册时却没有成功,原来这品牌早就被人家注册了。到了1998年年初,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终于意识到,没有及早关注境外的商标权利是一个严重错误。一次“505会议室”的结论是:“公司继续坚持以‘Legend’商标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惟一选择是不现实的。”他们决定在京港整合之后改变公司名称,把“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把“香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谁也不肯放弃联想旗帜上的“Legend”,以致在三年以后不得不再次考虑改换标识的时候,付出了更加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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