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8日,李勤完成了他的《工作报告》。“每年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在报告的第一句这样说,“也就是我们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听上去他的心情很不错。他的报告题目叫做《起跳的1998》,后来拿到新财年的誓师大会上去宣读。
自从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公司财政年度周期就改了—从每年的4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财政年度,公司的记录相当不错:净资产25.1亿港元,销售收入125亿元,其中20%变成了利润,比1996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些利润中62%的部分来自联想微机。公司不再代理外国品牌的微机,因为自己生产的微机已经占有市场10.7%的份额。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一家企业还会把自己的微机交给他们。但是联想仍然延续着庞大的代理计划,在中国的市场上,34%的东芝笔记本电脑、30%的惠普喷墨打印机、35%的惠普激光打印机,都是联想卖出去的。
“1997年是公司快速助跑的一年,”李勤说,“1998年是起跳的一年。”很显然,“起跳”这两个字,是事先和柳传志商量好的,因为柳传志紧接着就做了一个长篇演讲,向公司的员工详细阐述“从助跑到起跳的标志”是什么。
尽管战绩骄人,但公司不敢停下来喘一口气,因为市场上的那些对手都在身后紧追不舍。国内厂商个个发奋图强,虽然还不能说群雄并起,可是联想每天都能感觉到周围杀声震天。“同创”是距离最近的追击者。它在过去12个月里卖了20万台电脑,被《每周电脑报》说成“迄今为止计算机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北大方正”电脑诞生还不到一年半,现在每个月也能卖出至少1万台。“清华同方”宣布将在未来三年里把电脑的生产规模扩大到50万台。“实达”稍逊一筹,可也不是等闲之辈,自称要在未来12个月里生产10万台,进入国产微机的前八名。”“长虹”本来是做电视的,现在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规划组,一个名叫任东卫的规划人员宣布,“长虹”将全力进军信息产业,“先上显示器,后上整机,最后上网络产品。”当时的彩电行业流行着一句话:“把电视机生产线稍加改造,就能生产电脑啦。”媒体上有很多标题形容这种局面,诸如“虎虎生威创名牌”、“大老虎下山了”、“全面进军信息产业”等,都不是送给联想的,这叫联想有些紧张。
关心联想命运的人还是很多,人们在这个春天联合起来,发起了一个“给联想出点子”的活动。有个人给报纸撰文说:“几年前,联想集团有一条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很有气魄,但这条广告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了这个广告语很难明白联想是做什么的。”鉴于这个理由,作者认为联想应当修改广告词,还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可以改成“人类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世界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或者“科技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
又有人说,这是把“整体广告改成局部广告”,未免小气。如果一定要改,就不如只是将“人类”和“世界”颠倒了一下,改成“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还说:“联想的形象意义整个升华了,这样岂不是更好?”
好虽好,可是,要让戴尔公司亚太区总裁菲利普•凯利(Phillip E. Kelly)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也许会说,“电脑将没有什么怎么样?”这年2月的最后一周,他到北京访问,让大多数中国人终于注意到了这家年轻的美国公司。《每周电脑报》有个叫李逊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声称“第一个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赢得市场”。接着反客为主,向记者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第一家个人计算机厂商是谁呢?”
“是IBM。”
“第一个凭借个人计算机取得成功的公司呢?”
“是苹果。”
“第一个进入中国PC市场的是哪一家外国公司呢?”
“是AST。”
“这些公司现在怎么样呢?”
凯利笑了笑,接着说:“戴尔前几年在亚太区排在第32名,现在已跃至第九,但这并非戴尔的最终目标,戴尔将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几年后,中国会看到戴尔的成功。” 这家与联想同岁的美国公司显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市场第一”—联想,这叫记者大起戒心,回去就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消息,题目是《“直销王”在中国图霸业》。
新财年的第一周,公司的股票价格升至3元。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公司在香港股市扩张1.5亿股份,换得现金4.5亿港元。这是联想公司上市后第一次扩股集资。按照股市记录,当日买盘的需求四倍于扩股数量,所以,次日联想股票大幅攀升。这也表明几个月前完成的“京港整合”得到市场认可。“联想集团掌权的年轻同志们尝过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贷款的难处,”柳传志在那个星期的一份备忘录里指出,“这次扩股集资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大大地降低我们负债的比例,减轻我们的利息压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不过,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有钱没处花”的滋味并不比“没钱花”更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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