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这场官司，自2002年6月以来，西译共打了四起官司，而且每一次都最后赢得官司。同“排名”官司比较相似、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的，是2002年的“年薪”官司。

　　2002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消息称：民办西安翻译学院一名大三女生被一家公司看中，以年薪40-50万元预先录用。消息披露后，港澳台及其国外一些媒体予以 了高度的关注，香港评论称：“大陆的人才观、用人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在大陆，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感刺激惊奇，或曰高薪合理，……可是，有家媒体竟无中生有，恶意否决消息真实。西安翻译学院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果断起诉，历经百天，于同年12月赢了这场官司：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被告已构成对原告西安翻译学院的名誉侵权，除公开赔礼道歉外，给予原告8.4万元经济赔偿……”的终审判决。输掉官司的是北京一家知名的报纸。

　　这桩官司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不明白，这场官司的意义何在？“不为钱，不图名，就是要想借助这么一个案例，纠正人们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偏差。”西译院长丁祖诒说。

　　西译为何总有官司缠身？西译人的说法是，竞争者的红眼病、一些人的不理解；社会上的说法是，发展中的新问题、传媒圈的瞎炒作。

　　西译院长丁祖诒曾经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民校的六大困惑，而其中最要命的一条就是“认识怪圈”：人们对中国民办大学跨越式、非常规的人才积累模式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冷漠、歧视、偏见难以根除，社会舆论也总是出现偏向，“闭眼不看万重山”，对公办大学宽松有加姑息有余，对民办大学求全责难严惩不贷，视民办大学为下里巴人，刚看到民办大学起步就喊叫发展过头……“凡此种种，都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和官僚作风在作祟，对亿万群众需求大众高等教育的真情缺乏了解。”丁祖诒说，虽说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完全扭转尚需时日，在不少人、不少机构、不少舆论看来，民办学校出现问题、发生纠纷、官司缠身再正常不过，因此有意无意排斥、疏远、否定民办教育，“我们首先要同这种守旧的意识做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值得警惕的还有一些竞争者的红眼病。”丁祖诒说，近6年来，陕西几所民办院校同台竞争，从有生源的竞争、就业的竞争、到校园校舍建设的竞争、软件硬件的竞争，到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特色和科研进步的竞争。这种竞争已经促成了陕西民办高教的群体优势和品牌。但全国民学1300多所，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学校，不是积极追求上进、联手共建辉煌，而是有意拉扯后腿、故意使绊捣蛋，来达到自己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连个别公立学校，也觉得民办学校发展“过于迅猛”，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不是挖空心思同民校抢生源，就是向上打报告歪曲民学，甚而至于与歪理邪说站在同一战线，向民办教育“开炮”。此外，还有同民办教育“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机构，也觉得民办教育是块“肥肉”，吃不着也要“咬”几口。

　　而社会上的说法则认为，民办学校官司多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北京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民办教育的人士表示，民办高等教育已经过了泥沙俱下的阶段，随着1998年开始持续几年的高校扩招，很多实力较弱的学校已被淘汰，剩下的就是实力较强的学校。这些学校需要学校排名、校长荣誉、学生就业率来加强宣传，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社会和舆论的进一步认可，这本来是正常的，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事实准确、载体可靠。但一些学校急于求成，在整体宣传上又没有有效的系统支撑甚至形不成统一、固定的出口，就难免出现问题。正如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所作的自我反思那样，作为一个中国具有空前超大规模的民办院校，在未弄清该美国排名机构权威性之前，贸然参加了排名确实显得有些轻率。“其实，就西安翻译学院在中国民办教育中的地位而言，参不参加什么美国排名，丝毫不影响它的声誉和实力，它得的锦旗、牌匾、奖状还少吗？”这位人士说。

　　“媒体的跟风和炒作也是民校多官司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位人士还专门提请记者注意，“排名”官司与“年薪”官司，实际上都是西安翻译学院与个别媒体记者的较量。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愿意同媒体打官司，西译逆流而上也是无奈之举。在新闻竞争的巨大压力之下，个别媒体的记者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浮躁和亢奋，人云亦云、主观臆断、捕风捉影、片面炒作甚至肆意歪曲、捏造事实等问题也因此冒头。甚至有些媒体将经营与新闻混为一谈，以“曝光”、“揭黑”、“打假”为要挟拉赞助要广告，如若不然就会逮住机会“弄它”一把。“如果总是保持沉默，总是一味让步，就会让本来认可度不高的社会舆论出现更大的偏差，先是学校的名誉受损，再是学生的心劲受伤，进而是民学的发展受阻。”这位人士说，不让“多米诺骨牌”现象发生，西安翻译学院只不过尽了它作为民办大学“领头羊”的一份责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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