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辞职的事件余波未了之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又于6月24日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将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此文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陈丹青虽然是来自于大洋彼岸见多识广的“外来和尚”，但手捧中国硕博招生这部经，他也不会念了。受聘于清华大学五年时间，陈丹青经历了种种：自己的“首炉”弟子“

作废”以及连续四年招不到硕士研究生。在耳闻目睹了中国现行大学教育之现状后，陈丹青以无法适应“学术行政化”的现行教育体制为由，最终选择了“主动退出”。如果说陈丹青初来乍到，水土不服，那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干了多年的贺卫方何以停止招生呢？

　　在“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中，贺卫方坦陈直接原因在于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刻意淡化了应有的专业化倾向，导致自己无法招到满意的学生。

　　陈丹青“主动退出”和贺卫方“停止招生”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奈。无奈之根源，在于现行大学教育体制。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教育首要的目标是要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学术本身却成为次要，招生考试不是由学校由教授来决定，而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学位的行政审批制让学位点变了味，各个利益群体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因而导致学术让位于利益，成为利益的附庸，学术尊严被严重淡化。

　　令人悲哀的是，既然大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由来已久，且许多人都深受其害，那么，为何没有人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呢？为什么那么多教师都在私下里痛斥现行大学中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又为何没人勇敢地站出来对它进行质疑呢？

　　在决定“停止招生”的同时，贺卫方还对“保送制度”提出了质疑。“保送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保送；还有一种保送生是学生干部、特长生。”如果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尚属正常，那么，只凭学生干部身份而被保送则集中体现了保送制度的弊端。学生干部可能长于行政管理，但研究生重在学术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要混为一谈，其中之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陈丹青已然“主动退出”，贺卫方也已经“停止招生”，下一个会是谁呢？(文：韩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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