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硕士仅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在设法影响一种制度的发展，这比每年招一个硕士更有意义

　　记：对一个老师来说，不招学生可能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贺：我的工作是多样化的。带硕士当然是我的工作之一，但是带博士和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上课都是我的常规工作。我还担任《中外法学》的主编工作，还承担了北大之外的很多工作，带硕士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局部的工作，我决定暂时停招，其他的工作我还会继续做好。

　　记：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贺：不，我在发挥着更大的一种资源的作用。那就是我在想方设法来影响一种制度的发展。我想这个是比每年招一个硕士进行培养更有意义的事情。

　　记：那么是不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达到这种目的，而这种方式又是否有用呢？

　　贺：要说婉转去解决，我已经婉转了太久了！

　　记：多久？

　　贺：从这个制度开始改革不久，我就发现了它的严重问题，我就在努力。已经两年了。当然最后选择这个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让大家知道这是错误的。有时候私下的委婉的方式也许能够做一些事情，推动一些改变；过分激烈的方式往往会引来对方对抗的情绪。但是我自己觉得，中国制度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约束和瓶颈，正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的“恭谨和缓”。民主的体制下，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可以不平则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很大方面反映在：社会中我们的声音正在趋向多样化。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恶恶。大家只有坦率地表达，才能最后换取对相关问题的一种关注，使得政府对有关问题的考量更加周全，决策更加合理。

　　记：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你觉得是吗？

　　贺：我觉得该对抗的时候选择对抗，但是同时也应存在妥协和合作，我追求的不是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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