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安贵

　　人到老年，特别容易回忆往事，尤其是度过幸福生活的地方。我就十分怀恋四川重庆南开中学。因为我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学习、工作、结婚、生儿养女。有幸的是与爱国教育家先公张伯苓夫妇共同生活在一起。先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令我今生难忘的是他对我的一席肺腑之言，使我认识到：“要自己掌握命运，不要听天

由命。”

　　谈话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的儿子元龙10个月时，伯苓公突然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娘最喜欢孙子，你生了元龙，又有女儿媛良，儿女双全，已经完成生育的历史任务了。不要像你大嫂、二嫂那样，生那么多孩子。一个人精力有限，孩子多，操心费神，全部精力用在孩子身上，再没有精力干其他事情了，人太多对国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比如大嫂4个孩子要买8只鞋，二嫂6个孩子要买12只鞋，你只有2个孩子只要买4只鞋就行了。从经济上讲，孩子多负担也太重。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南大××教授夫妇二人带着4个孩子去美国工作。夫妇俩领着孩子逛街时，一位美国人用蔑视的口吻讥笑说：“中国人什么也不会，就会生孩子，像个猪。”教授听后非常气恼，为了不再受他人耻笑，这次上街只带老大老二，下次再带老三老四。我讲这故事的意思是告诉你，生孩子要少而精，孩子生多少与人的思想素质有关。望你好自为之，坚决不再要第三胎，就此打住。”

　　我听了以后，深深地感到伯苓公用心之苦，我暗下决心：一定坚决执行伯苓公的谆谆教导。我要做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妇女，寻找自身的价值与社会位置，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1年，伯苓公去世后，经锡羊二哥劝说，我婆婆让我出去工作，我在1952年进了天和医院，参加柯应夔专家写作小组。1956年，随柯应夔院长调到中心妇产科医院工作。在职期间我曾四次怀孕，我都做了流产，不再生育。60年代，我成了计划生育的先进人物。领导让我在“三八”妇女节会上，讲计划生育的体会，后来和平区文化馆还给我照了相。这些都要归功于伯苓公那一席有预见性的谈话。

　　伯苓公常说：“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伯苓公留给我的40年代那一席话，使我懂得做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原则，必须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才能寻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找到自身价值。我遵照伯苓公的教诲，一直维持两个孩子的纪录，精心地将他们培养成人，我没有辜负伯苓公的期望，我已达到他的要求。今天，我才体会到伯苓公所留给我们的德，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同时，我也更加敬佩他。

　　伯苓公在40年代，就预见到人口多会危及社会发展，高瞻远瞩地提出节育，非常了不起。

　　我今年已74岁高龄，因为孩子少，身体仍很健壮。退休后，我生活能自理，能做家务活，还能骑车买菜，我精力充沛地过着晚年生活。虽然中年丧夫，儿女各奔东西，我一人独自生活，但并不感到空虚，每每回忆起往事，伯苓公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他是一个多么好的老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