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和

　　我的祖父张伯苓先生一生尽瘁教育，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

　　祖父为学校兴建校舍、高楼大厦；安排舒适合用的半西式住宅作为教职员宿舍；种

植花木把荒僻的八里台(校址)建成天津郊外的风景区，但却从未动用学校的经费给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祖父全家住在毗邻天津西南角的贫民住宅区，被人称为“贫民窟”。很小的院落，仅有数间坐北朝南的平房，左侧靠大门处加盖几间厅房，右侧加盖两间厢房，勉强凑成一个小三合院，我就出生在祖父家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听父亲(张锡羊)说，张学良为答谢祖父帮助他整顿东北大学，特地驱车前往祖父住宅拜望。张学良所乘的汽车和随从在住宅附近的泥巴路上转来转去，却找不到祖父的住宅。原来张学良怎么也想不到那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伯苓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惊而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始料，令人敬佩。”

　　抗日战争后，南开南迁重庆沙坪坝。祖父和我们住南开津南村三号，也是灰砖平房，一排五间。陈设极其简朴。祖父母卧室一间，两张大木床，一个床头柜，另放几个大木箱。中间大屋为会客和吃饭用。一张写字台是祖父办公和吃饭所用，一张大圆桌是供子孙辈吃饭用，两张木制外形像沙发的大椅子就是客人的座位。另一件是孩子们特别感兴趣的碗橱，因为有时祖母从里面拿出好吃的东西分给我们。仅此几件，简陋可见一斑。十来年住在这里，我没有见添置过任何家具什物，但各房间却十分整齐清洁。

　　二十多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我亲眼所见祖父办学标准极高，而对自己的生活标准却很低。他留着平头，总穿中式服装，在家时是对襟中式衣裤，外出时罩上长衫，天气冷时再加穿马褂，夏天是夏布长衫。从来都是布衣素服，没有见祖父穿过什么别样的或是豪华的服装。祖母也是如此，总是一件普通长衫。父亲穿着也是这样，整个家族成员无一例外。待我工作之后，衣服全是自制，包括用旧布打“袼褙”，蓄底、纳底、做鞋面、绱鞋，我全都会，并且自己做布鞋，给儿子做棉鞋……孩子们都遵循着俭朴的生活作风。因为这已经是多年形成的家风。

　　在祖父家中吃食亦极简单。早点总是煮鸡蛋、馒头、稀饭、卤咸菜；中、晚饭是肉炒时令青菜。偶尔包饺子就算是好饭了。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奶奶总给一个馒头，冬天用铁叉支在客厅的壁炉上，烤成一个黄黄烙馒头、剥着烤成的脆壳吃，非常高兴。直到现在留在记忆中还是那么强烈、深刻。我们没有什么零食吃，因为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所以待长大后，我也从不给我的儿子吃零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天津，杜建进市长(南开毕业)常来家探望祖父母，祖母也只是包一些饺子款待市长而已。吃饺子、吃面条是不准备其他菜的。

　　祖父对钱财十分淡漠、两袖清风。病逝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祖母生活清苦。周恩来总理有鉴于此，十分关心祖母的生活，送生活费给她。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还将自己的高干特需供应证转给祖母享用。可见周恩来总理对我家的关心。

　　祖父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是俭朴克己的一生；在贪污成风、贿赂盛行的旧中国是难能可贵的。由于祖父高风亮节、内外一致、真挚诚恳地做人，所以才博得后人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