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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张伯苓先生的话语魅力

http://www.sina.com.cn 2005/08/01 16:25  人民网

  王昊

  近代以来,大凡在中国教育领域内有些作为的人士,几乎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文字。和同时代的大学校长们相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则显得有些不同,那就是其身后仅仅留下了由后人辑录的一册《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相对来讲,当年的张伯苓似乎并没有过多留意搜集自己的文字,也无意专注于记录自己的日间行为。如此一来,既未有大量的个人文
献资料存世,又缺少自家著述,在后人看来这不免留下了些许遗憾。不过,凡是亲炙过张伯苓教泽的学生,或是多有过从的友朋,却都被张伯苓的语言艺术和话语魅力所折服。

  如今,翻阅《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时,不难发现其中所辑篇什多为张伯苓在不同场合下的讲演词,这些落于纸面上的文字大都口语色彩浓重。如若说,张的文字能给人以力透纸背的思想震撼,显然近于吹嘘。张氏演说,大抵用的是当时的白话,语言浅显易懂,其中也很难提炼出太深奥的理论。不过,张伯苓所言所论皆非玄谈教育,而是均有所指,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或议论或阐发,且很善于借助比喻进行发挥。张的学生,中国现代著名实业家胡光麃在回忆张伯苓时,曾讲他为人“平易近人,训诲学生常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轻言细语从容不迫,有时出语幽默但有哲理,使人如坐春风”,而且“他是很自然地‘训话’,题材顺口出来,庄中亦有谐,从来不讲空洞大话。”俗语讲,能以一喻明数理者胜于百喻难明一事之人。学生眼中的张伯苓如是,教师眼中的张伯苓亦如是,他在当时大学教员蒋廷黻眼中则是一个极具“人情味”的人。之于学生,张伯苓是招人喜爱的朋友;之于友人,张伯苓是和蔼可亲的兄长。

  说到演讲,张伯苓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张伯苓表述语言的方式,极有特点,很具幽默性,有一种平民化的倾向。多有后人回忆,当年张伯苓演讲,操一口纯正的天津话,而那又绝不是某些影视作品中被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天津的乡音。而纯朴、厚重之外,还应加上一点——幽默,这才是天津方言真正的特点。天津是九河下梢、五方杂处之地,其地域文化和方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天津人实在、热情、淳朴的性格,形成了天津话纯朴、厚重、幽默的风格。在现代人看来,一个大学校长至少应该是个“绅士”,不是“俗人”。而张校长不是绅士,却有绅士的种种魅力,他是个俗人,却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俗人”。

  当年张校长的经典话语,如“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等等,至今依然是南开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其实,说到“鲜花与粪水”这个南开典故,原来的版本应该是“大白菜好吃(ci)不好吃(ci),它是(si)由大粪浇灌出来的”。这话说得无拘无束,却又实实在在。

  表达方式和话语内容是发掘一个人思想的切入点。张伯苓能讲,却不是天津卫的那种“白话蛋”,他能说得富商巨贾为南开捐款,他能说得军阀政客慷慨解囊……张伯苓是一个实干家,不是空想家,他总能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在他的身上人们能看到他对事业的乐观、信心、执着。注重“实际”的办学作风和“苦干”精神,不断的在他阐述大学教育时表述出来。在1919年南开大学创办之前,张伯苓曾两次试办高等教育,虽不成功,但依旧心系之。在张伯苓看来,“所以必立大学的原因:(一)现在教育在别一方面言,即使青年合于将来社会的习惯,加大学即将其习惯加长,使造成益形坚固之习惯。(二)中学毕业后,直接在社会上作事不足,故需有大学的培养。”这一点认识看似平淡无奇,但却能反映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越。在同时代众多注重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人士中,比之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张伯苓对教育的思考显然不同于他们。在张的脑海中隐然有一种探索建立教育体系的思想意识或是初步设想存在。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显然远大于一所私立中学。

  南开大学成立后,张伯苓在演讲中曾多次提及维持、发展大学教育的艰辛,但语中不带抱怨之气,亦无懈怠之语,目标始终是那样的坚定。对于如何发展大学,他曾讲:“将打破艰难,永无止息。至成立之历史,则一由外界之帮助,二由内部之增长——校舍扩充,学生增加,教授得人”,他还无不乐观地说:“‘百尺高楼从地起’,事无大小,全在精神。《圣经》有言:‘对小事忠心者,对大事亦必忠心’。故吾敢语诸生,凡事不在成功,不在失败,只视其如何竞争。今吾辈既生此时,万勿轻视自身,须记汝‘责任大’,‘机会好’,志向一定,前途正远。人谓南开今日虽小,后望方长。他吾不知,吾惟知。‘穷家子弟咬牙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回想二十余年来的经过,凭着立志、冒险、前进的精神,方得到今日的情况,不过现在仍向前走着,力求进步。如果南开开的学校,每人有这种精神,我想于社会、国家,总有些补益吧。”

  平实而论,张伯苓每每语涉教育极少会给听者留下“正襟危坐”的感觉,每次演讲的篇什也不很长,但就一般观念而言,所谓深邃的思想与浅白简短的语言似乎很难有所联系。然而,真正的思想并非只有通过宏篇巨论才能反映,冗长艰涩的理论,要害便是不易被人接收,更遑论理解,而简短却不失严谨的思维表达,恰是一个教育家思想的独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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