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印经院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申报世界遗产

　　东倚白雪皑皑的雀儿山，西傍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德格城就坐落其间。小城幽静古朴，色曲河水蜿蜒，小城中，溪流侧，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德格印经院悄然静立。就是这座不算宏大的建筑，让德格声明远播。

　　文化，过于宽泛的概念，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诠释。印经院里收藏，并不仅仅包括佛教经书，还有许多其它门类的书籍，而且其总量比专门佛教的经书还多。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只要院内的书印出来，那些书便称为“经书”。这也许同当年修建这座建筑的初衷有关，那位叫曲加•登巴泽仁土司当年的目的就是弘扬佛法。佛学也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且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德格印经院，收藏着藏传佛教——黄教、白教、花教、红教、黑教五个教派几乎全部的经典。当然，五个教派都非常重视的《大藏经》即《丹珠尔》、《甘珠尔》，在这里是最为齐整、规范的，几乎所有的寺庙印书都要从德格印经院请印出来。

　　德格印经院的显著特色，是包罗万象的博大气派，所收藏的书籍不分教派、不分地域、不分著者的地位尊卑、不分时间先后，这些充分说明了德格印经院有容乃大，有海洋般辽阔的胸襟。印经院里收藏着历代藏族学者的著作全集，从佛学哲理到天文历算、医学医药、辞书文法、历史传记、诗词音韵、地理知识、机械制造、建筑、水利等各个方面的著作。现代学者惊叹过：这里是知识的海洋，收藏各类书籍达800多部，木制的书版多达二十三万余块，总字数上亿。这是历史的积累，是人类心血的凝聚，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如何把普通木板变成精美的印刷的书板、画版，如何进行雕刻印刷，如何保存宝贵的书版，如何发挥这些书版的作用，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套学问，一套运作方式，这些外人眼里看来有些神秘的管理、运行的方法，和印经院一起存在了三百年。甚至可以说，德格印经院本身已经成了一本书。

　　1729年至今，风云变幻的康藏高原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所幸的是不断的兵火没有对印经院造成损毁，土司家族内乱也没有给印经院带来太大的损害，文化大革命的那场作乱，也没有给印经院带来大的冲击。想必是印经院熏陶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对这个承载着百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印经院，进行认真的保护。

　　在德格印经院中，最大的是画版，一般都有100厘米长，70厘米宽，厚约30厘米。然后数量比较多的是印版，有60到70厘米长短，10到20厘米宽，厚度也稍薄。最具盛名的《般若八千颂》这样的稀世珍版比其他典籍要长、宽一些，当然也有由于要篆刻三种文字的原因在内了。最小的一种印版只有30厘米长、4厘米宽，厚度也更小，约两厘米，拿在手里，小巧秀气。

　　这些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印版，都用一种质地坚硬的桦木制作而成的。相传德格印经院建造以后，制作经版的木料需求量很大，原因是用杨树、衫树制成的木版容易裂口，印出的经书质量很差。于是曲加•登巴泽仁土司命令武将洛绒占玛去寻找一种适宜制作木版的木头。洛绒占玛去了许多地方也没有找到理想的树木，郁闷的他来到了金山江，向一片树林发了一只箭，居然没有洞穿一株小树，要知道洛绒占玛是享誉康葬高原有名的英雄。洛绒占玛连忙将这种木头带回来，曲加•登巴泽仁土司看后大喜，立即用为印经院制作经版的木料。这种桦木在藏语里又叫做“泽辛”，意思是坚硬的木头。

　　刻字工人在印板上刻字时，需要把画像、字母反刻在木板上，需要高超的技艺。曲加•登巴泽仁为此大伤脑筋，相传他经常装扮成放羊人、讨口子到处去寻访能解决这个难题的能人。最后走到江达古泽的地方，找到了名叫果拉的神人。果拉把字写在薄明的纸上，贴在木板上，按照透照过来的笔迹，用刀刻下，字字端正，行行清楚。难题解决了，在也不用刻字的人先用笔把字反写在木板上，用刀刻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刻字了，刻字的人多了，刻印经板的速度也快了。

　　德格印经院年代久远的经书，开始发黄、变色，但是每页纸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认，那些纸都显得粗糙、厚实。

　　有人以“宗教文化”来解释德格印经院的出现和存在，我们在这里也发现，藏族人民在接受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的同时，也给予藏传佛教影响，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世俗影响，深深印在德格印经院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