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当周一超把那把水果刀装到公文包里的的时候，他一定处于极度地、难以言表的愤怒之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的愤怒所在：一是他认为该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属于“恶法”，是具有歧视性条款的“恶法”；其二，如果“恶法”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修改的，那也罢了。问题在于“恶法亦法”，仍须执行。周一超不得不在“恶法”的约束下被淘汰出局；其三

，求职无望，跟着就是生计无着。当然，公务员这类职务对于周一超来说，必定是命中夙愿，此夙愿若失之、丧之，与死无异。于是，周一超把愤怒转化为行动，他试图以此表达对一部“恶法”的愤怒。

　　社会学家们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规则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被修改的？比如在一个繁忙的路口，多年没有安装红绿灯，那么怎样实现这一愿望呢？社会学家会说出两条途径：一是向政府提出申请，另一个途径就是等到有个小学生在这条马路上被车撞死之后。“周一超事件”告诉了我们是一个由乙肝(

　　周一超的行凶是要被谴责的，他没有遵循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原则。他仇视“恶法”的蛮横，但他应当知道法律或准则，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那些法律和准则中的“暴力”是被公意认可的。周一超用个人的暴力直接对抗法规和准则，必然要受到惩罚。因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如果说，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性条款能够在这一事件之后加快得到了解决，那不过是因为周一超在这里充当了那个“在十字路口倒下的孩子”。我们希望决策部门能像看到那个“倒下的孩子”一样，迅速地、移情式地处理那些理智的建议和申诉；同时，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不再由“倒下的孩子”来促发决策程序的启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皮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