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最近有一本叫《废墟中的大学》的书面市，译者在后记中说：“在我们也开始按照美国所谓‘一流’管理方式即数量和指标体系进行操作时，我们是否确保了相应健全的法律、学术和道德监管机制？如果没有后者，前者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何谈起？”

　　话音刚落，“我们”的案例就出现了。一个“有影响”的大学排行榜发布了，然后是高校曝料，说大学排行榜现在成了“摇钱树”，谁给的钱多，谁的排名就靠前。如果哪个学校胆敢质疑排名，还可能遭到报复。如果“我们”的大学排行榜钻进钱眼儿里，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自然谈不上，这正好印证了《废墟中的大学》一书译者的担忧。

　　奇怪的是，面对只顾“摇钱”的排名机构，大学似乎成了十足的弱者，跟社会上那些弱势人物一样，谨慎而谦卑，跟媒体说话也要偷偷摸摸，“不愿意透露姓名”。甚至有教授对榜单发表一点个人见解，“立刻被校领导找去谈话”，因为校领导受到排名机构的“巨大压力”。连教授的个人言论自由都要取消，这也算大学排名的一种效果了。

　　所谓美国“一流”管理方式，其实就是以排名为导向的管理。现代大学，按照西人的分类，有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指向绅士教育，按照中国的时兴说法，叫通才教育。德国模式强调大学发展民族文化，着力培养民族国家的“合格公民”。而美国模式崇尚竞争，大学之间要有比较，于是就有了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可说是美式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或曰它的动力源。欧式大学“追求真理”，强调人文价值，水平如何无法度量，大学之间难有比较。但美国根据一项项指标，将大学分出高低。有比较才有鉴别，于是大学着急了，动起来了，高等教育一潭“死水”变“活水”。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其作用也是“激发竞争”，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活力。

　　但大学排名一年来一次，导致大学急功近利，大家都乐做表面文章。在美国，课程修读及格率据说是一项“硬指标”，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坦承，他制作两份学生成绩表，一份对外公布，上面“你好我好”；一份自己掌握，那才是学生的真实成绩。美国一流大学占世界大半，拿了很多诺贝尔奖，但美国大学人文社科领域原创性不足，甚至举国不及巴黎一城，这也是急功近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数目字管理”，评价发展水平、官员政绩，时兴看一两项指标。大学排名契合我们的“数目字管理”时尚，而且给人以科学、客观、公正的印象，所以市场广阔。但数目字管理的弊端是简单化，攻其几点不及其余。唯GDP论的发展观、政绩观，现在被废止了。大学排名机构却拿着一堆数目字，要大学接受其“发展战略”咨询，要把数目字变成大学的“发展战略”，其悖谬类似唯GDP论英雄。

　　美国大学模式，暗含一个“完善的市场”前提。“完善的市场”意味着游戏规则，意味着高效的司法体系，大学排行可以搞，但不能“逾矩”。中国的大学排名激发了竞争活力，但现在急着要搞“深度开发”，要市场变现，于是就潜规则到大学头上。这不过是表征，我们的“高等教育市场”尚未受到政府的有效规制，政府不知规制，不知如何规制，加上“校领导”有法不知用，排名机构正好赶紧捞一把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