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林姓女大专生在广东某高校的一次师资招聘会上含泪质问当地教育厅官员，引起了媒体一面倒的同情。我希望在这一浪同情潮过去后，媒体和大学生都能冷静下来思考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及自己的适应问题。首先，我必须表示对这位女生的同情。她是目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中国确实存在着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的施政目标。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还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在我居住的美国波士顿地区，每个中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将近一万美元，也就是六七万人民币。全美平均水平在2005年为8701美元(这是最近的统计数字)，也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了。论GDP，美国是中国的五倍；论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十五倍。以中美人均GDP的差距为参照，中国每个孩子头上的教育经费应该摊上4000多元人民币。

　　我一直主张，要拉动内需不是鼓励消费，而应增加社会性投资，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如果把农村中小学人均公用教育经费从300元不到提高到3000元，也就是增加十倍多，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乡村教师。许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长远看，这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对未来是一笔长远的投资。

　　媒体和学术界应该加强有关研究，用大量的经验事实说服政府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但是，从学生一方面说，也不要觉得到农村教书是自己生而具有的权利，而应该将之看作一个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争取到的机会。那位女生质问：“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问确实有理。那时大专生和本科生都是国家按计划培养、由国家包分配。如今是市场经济。你决定上本科或大专，从时间和金钱上说都是一种个人投资。这一投资可能产生巨额利润，也可能赔得很惨。“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的抱怨值得同情，但是未必在理。难道不是她自己决定上学的吗？国情不同，中美情况不可简单类比。但是，有些参照还是有助于我们思考。比如，我刚进耶鲁时，总想着这个学校出了多少总统，是多么精英的地方。但和本科生接触后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志向不过是当个中小学教师。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当就当，毕业后还要再修个学位或资格课程才能上岗。

　　我孩子在波士顿地区一家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周末班学习，其中一位幼儿音乐老师，是名校本科毕业，并且拿了音乐硕士学位。有一天，他上课跑题，兴奋地告诉大家自己终于在当地一所小学找到了个音乐教师的职位，多少年没有固定收入和医疗保险的日子结束了！家长们纷纷向他祝贺。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个地区的中小学当个老师可不那么容易。比如女儿小学里一位学生家长，在英国是位医生，来美国后，因两国标准不同而必须再考医生执照，她最后决定还是当小学教师。为了这个目标，这位医学院训练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竟在女儿的小学里当了两年多志愿者，希望由此获得机会，但现在还是没能如愿。

　　在波士顿地区的许多高中，教师里拿着常青藤院校博士学位的比比皆是。我们镇不足五万人，但公立学校的音乐指导，当年是耶鲁大学的合唱明星，她组织的合唱团至今还活跃在校园里。她毕业后上了音乐学院，现在波士顿音乐会厅的一些演出，开场前还请她去讲解音乐史。可见，许多教师，就是地方的文化领袖，不是谁想当就当的。

　　我还必须交代，在美国，教师并不是热门职业。相反，教师短缺、教师素质下降的危机不绝于耳。很多教师是不合格的。不过，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我也很难想像一个名校的本科生因为找教书的工作找不到而如此幻灭。从报道上看，那位女生仅有大专学历，而广东地区是个先进地区，就业门槛高并非不可理解。如果用人单位在大学生和大专生之间进行选择，是否应该选择大学生呢？如果学校绕开大学生而雇佣大专生，学生家长愿意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能够冷静思考。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漏洞要补。但真要补这些漏洞，还是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比如，中小学教师至少应该有名副其实的大学训练。这当然必须以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为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科生或大专生一毕业就应该自动获得教书的资格。(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