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说明教育公平状况的，是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进行比较，两者比较接近的，可以认为比较公平；差距越大，则说明比较不公平。重点高中的学生来自5个社会优势阶层的人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差距最大的3个阶层为私营企业主(+11.25%)、个体工商户(+9.57%)和经理人员阶层(+9.13%)，反映在当代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迅速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另外两个是传统的优势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6.2%)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7.06%)，他们仍然在重点学校中保有传统的优势。

　　具有明显的负差距的是农民阶层。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该阶层的社会比例，低了将近45个百分点！比较而言，工人子女的教育机会算是相对合理的，比社会比例高出约3个百分点。

　　如按社会分层的一般概念，将前4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归类为“上层和中上层”，5、6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归为中层，7、8类(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归为下层，则“上层和中上层”学生所占比例为41.94%，中层的比例为21.78%，下层的比例为21.87%，底层(农民、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为14.4%。

　　这就是说，与下层较大、上层较小的宝塔形的社会结构相反，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结构是 “倒三角形”的，即上中层的比例最大，而下层的比例较小。显示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存在极大差异，占据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社会阶层处于相对优势，而缺少这些资源的社会群体则处于相对劣势。

　　(二)不同类型城市重点中学高中生的家庭背景

　　不同类型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显著差异。我们将所选城市归为四个类型：江苏省南京市、河北省石家庄市为省会城市，广东省东莞市为新兴城市，湖北省宜昌市、江苏省扬州市为中等城市，浙江省海宁市与江苏省洪泽市为县级城市。四类城市高中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分布(见表3)。

　　表3       四种类型城市高中生家庭背景的分布  (%)

　　不同城市学生家庭背景的差异，与城市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比较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多寡。

　　同样，如果将10大阶层大致归并为四类，则四类城市高中生家庭背景的构成如表4所示。社会上层和中上层学生的比例在中等城市和新兴城市最高，分别为50.7%和48.1%，而下层和底层学生的比例在县级市最高。

　　东莞这样的沿海新兴城市比较特殊，由于其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城市，因而其上中层和中层的比例均高于总体；但来自产业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却明显低于其他各类城市，是很不正常的。显示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阶层分化对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更甚于其他城市。来自工人家庭学生较少的原因，可能是工人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工，他们还不具有进入重点高中的能力。

　　表4              我国四类城市高中生家庭背景的构成           (%)

　　整体而言，处于最底层的城市无业失业人员的子女，在重点高中所占的比例并不低，与其社会结构相似。在访谈中，了解到他们一部分是由于成绩优秀，通过考试录取重点高中；有些学生本人的家庭经济条件虽然不好，但得到亲戚的帮助。

　　二、1978-2008年某重点中学高中生家庭背景的变化

　　为了深入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学生家庭背景的变化，我们对江苏省某重点中学历年的学生档案进行研究，以认识这一变化的特点和趋势。我们对1978、1988、1998、2008四个年度，各抽取4个班约200人为调查对象，样本分布见表5。

　　表5       1978-2008年江苏省某重点中学高中生档案抽样有效人数

　　档案研究的困难，首先是家庭背景的含义发生了变化。30年前，高中生入学时所填写的“家庭出身”，主要指其父亲或祖父的政治身份，分为工人、农民(贫农和下中农、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教师、医生、职员、城市贫民等，这一政治身份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身份逐渐失去了鉴别学生的作用，从1992年起，一般不再填写家庭出身，只填写父母工作单位，家长职业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依据。

　　然而，不少档案填写不规范，缺少相关信息。例如1998年至2008年的记录只填写父母的工作单位，难以判断其实际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一些档案中“家庭出身”的理解混乱，如工人子女填为“贫农”，实际是其祖父的身份。“干部”身份的使用也比较宽泛，与现在主要指公务员不同，工厂的车间主任也被填写为干部，类似的还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我们在统计时按照父亲的工作单位来判断，在进行统计分类时分别情况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