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槐南在1898年以后到东京大学任讲师，他在东京大学的讲义在1911年他去世以后学生们成立的。他口述的讲义在汉学杂志上连载。很遗憾的是，那个提名叫《词曲概论》，前半部分是词，后面是对中国戏曲的探讨。这跟王国维先生是同步的，他从1898年就开始研究了。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发表以后如日中天，所以森槐南发表的作品没有被关注到。因为他跟很多的工作是跟王国维重合的。当然了，王国维没有直接受词曲的影响，但受到了森槐南另外的著作的影响。

　　这是我上一次递交的论文，讲述的是王国维本身的戏曲研究实际上受到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影响。因为我看了日本学者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以后有一些重要的结论性的话语很面熟，因为在王国维先生的文章和著作里可以看到，所以有两类：有一类是印象性的批评日本学者先有，王先生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还有一个是王国维先生强调了中国戏曲如何，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有明显的针对性，针对的是之前某些日本学者的观点。王国维的研究是有变化的，因为他从1906年开始关注到了中国戏曲的研究，那时候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比较大。多年后的研究远远超过了日本学者的理解，所以他达到的水准是很高的。

　　总的来讲，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是很重视的。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戏曲史的时候，日本早期学者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主持人刘祯：感谢黄教授的发言，近代、现代以来的中国戏曲研究与日本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刚才黄教授的发言也告诉了我们，因为黄教授近些年的重点是对包括日本、海外的戏曲文献的整理工作，不光是他自己，他还有博士和硕士帮他做这个工作。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戏曲研究他写了三万余字的论文，他在这个场合只能是理清事实，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拜读到黄教授的大作。

　　下面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政尧先生。

　　王政尧：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研究。

　　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说两点：

　　第一点是，明年2010年是徽班进京220周年，还是京剧诞生170周年。所以，借这个契机我呼吁我们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国际研究中心能强强联合在我们的权限范围内搞一次学术研讨会，不容易赶上这么一个年份，这点是钮老、严老我们在一起谈的。

　　第二点，明年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副生平书档案》出版，我一直在多多少少地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现在的进步是越来越快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分《南副生平书档案》，是清代宫廷戏剧的主要部分，另外还有两部分，一部分在中国档案馆一部分在故宫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华书局强强联合影印出版之后共100卷。我上次开会跟戏曲学院的馆长说过，他们说一定买。就是说，这一部分还有没有流失到宫外的这部分合三为一，就是我希望在明清宫廷研究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尽快结束分裂的局面。

　　1924年冬天，在宣南西小社(音)开始有人卖，之后被人买走，而后被著名的历史学家朱熹祖先生卖回来转给了三家。

　　转过年来，1925年的秋天陈王祖*本出现了，我们去看书上千种的几千册在那儿摆着，看着有用这是从哪儿来的？卖数的说是“车王府”*剧本。我信，那时候清末明初的摊主就是打鼓的，他们有自己的道，他的道是比如说在某几个街区收东西，其他的同行业的同仁不去，因此车王府这么大的宅门不可能记错。这是一。

　　第二，除了有自己的道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卖的是什么？卖的是书。书卖给哪儿最方便？是宣武门外，为什么到宣武门外？因为那是琉璃厂有识货的。多卖几个钱。这样一来，是车王府曲本可信度大大提高。可是光摊主所云还不够，因为还要补充一点，那时候的摊主和打鼓的是两种身份合二为一，这些事从西四走到宣武门外毫不费力，是最佳的路径和卖点为什么不去？这种情况下继续地发现清朝的四位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这四位老先生众口一词都一致说车王府曲本就是在这儿卖的，这就是车王府，就是西四四老门牌21号，而且车王府曲本就是在这儿卖的。

　　那么，这是不是车王府？本来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应该结束了，可是这不是车王府，众口一词的车王府曲本是在这儿卖的，但这不是车王府而是鄂公府(音)，鄂公府怎么会变成车王府呢？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兄弟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很密切。第二，民国元年车王、车林巴布(音)把车王府在京事务都委托给了鄂多台(音)并且有字句为证，鄂多台对此事不是很愿意管，做了车王府的大总管。第三，鄂多台是一个超级大戏迷，是清末和民初的戏剧的超级粉丝。他为什么爱戏？他从西四到南城看名角、看好戏、看傅连成(音)，梅兰芳、杨晓楼(音)一天三次他天天去。车王府的车林巴布他不去，所以就给他了。这样就出了感情了。到目前为止我从实录、档案、日记和当代的过去的名家论著没有发现有关车林巴布爱戏、看戏的记录，恰恰相反围绕着车王府曲本是鄂多台的事情。这个曲本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他们的前辈所位，这时候我们就不用再讨论车王府曲本还是鄂公府曲本，因为他们是一家子。

　　因此，到了后来鄂多台掌管了车王府日久天长以后，民国政府给车王府的公函都到了西四，就形成了位于东四的车王府门前冷落车马稀，逐渐没有人再提鄂公府，他有意识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车林XXX”，车林在蒙古语的意思是“聪明”的意思。鄂多台做管家日久，孩子们接管了这自然是车王府无疑。

　　所以我说围绕着车王府的车王，应该是清车林巴布。什么是多罗郡王是一个称号，而真正的拥有者是他的从弟。而且约定俗成的车王府曲本的，应该是清车王府本，以上所述是一德之见。

　　主持人穆凡中：王政尧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缜密，回应了我们会议的第四个题目，对百年来中国传统戏剧的文献学，车王府曲本我们一般只研究反映出来的清代戏剧演化。王先生的研究题目很特殊，下一位。

　　主持人刘祯：是台湾中央大学的孙玫教授。

　　孙玫：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的题目是，跨文化语境下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之研究。

　　我抓紧时间把这篇文章念一遍。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戏曲属于小道末流，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才开始受到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关于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体系逐步建立，成为中国新学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新学术传统吸收了大量的养分，无论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均有别于过去中国几个世纪的学术，产生了新的学术传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而新传统起于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事实。西方是普世意义的绝对标准，并以此衡量中国本土的事务，这像人们在思想的其他领域所呈现的一样。

　　问题在于戏曲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方法，但戏曲艺术的本身却与西方理论不尽吻合。任何人都无法套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戏曲。但长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套用西方戏剧及其理论的具体标准，以及分析、甚至要求中国戏曲是一种存在的倾向。

　　东方传统戏曲和西方的传统戏曲具有不同的美学研究。准确地说西方重情节性的特征，亚洲传统歌舞是以戏剧化见长。亚洲传统戏剧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更是显现出万千的变化绰约多姿。歌舞表演和戏剧性是结合在一起，如《三岔口》和《三堂会审》中的精彩桥段。西方文艺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大力突出了情节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情节结构的缜密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的传统戏剧，有人称之为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中心事件，环环紧扣。他是凭借深刻的戏剧文学深刻地感染观众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既是戏剧名著和文学名著的书单。而东方的戏剧基本上没有太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甚至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他们的剧本也不一定要由文本的形式存在，有时只是以演剧者的身体为主体。表演者的发挥往往是以歌舞的形式表现的，观众看戏与其说是被剧情所吸引，还不如说是被表演者的独到的方式来影响。是从表演者已知的人物的别具一格的阐释中获得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