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症结

　　倾斜的城乡教育“天平”

　　原声实录

　　“现在掏钱也买不来学生……咱这儿的条件要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却闲着，而城里特别拥挤。为啥？城里条件更好么，家长都把娃娃送进城里去了。”

　　——延安市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校长王福恩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乡村学校生源骤减？在撤点并校进程中，出现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情况？

　　说到底，教育是否公平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不仅关系到农村是否能缩小与城市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从而实施高水平、高质量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全局，更与每一个教育及受教育的个体——老师、学生、家长息息相关。

　　有这样两组数据——

　　2007年，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报告显示，陕西连续14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11.2‰、5‰，下降到2005年的10.02‰、4.01‰，保持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截至2005年底，全省总人口比规划少增加40万人。

　　2009年6月，《2008年陕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以下简称教育年鉴)披露：2008年中小学布局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全省共有小学14185所，比上年减少2131所；在校生286万人，比上年减少19万人；全年全省共有初中1968所，比上年减少33所；在校生194万人，比上年减少9万人。

　　这几组数据表明一个现状：在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生源减少是总趋势。

　　不过，从这组数据中看不到但又无法忽视的现状是：在布局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学校，依然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求学，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越发凸显。虽然，这一局面目前正在被着力纠正。

　　富孩子穷孩子都有“向上的心”

　　延安市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校长王福恩当了27年教师，说起农村教育的现实矛盾一语中的：“现在掏钱也买不来学生……咱这儿的条件要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却闲着，而城里特别拥挤。为啥？城里条件更好么，家长都把娃娃送进城里去了。”

　　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效果，将孩子从农村学校转到城镇学校、从城镇的一般学校转到重点学校、从县城转到大城市的学校，这样的“流动”早已不是新发现。

　　榆林市府谷县新民镇中心学校校长胡德明对此感触很深。他所管理的学区新民镇，是近年来府谷发展最快的乡镇。经济条件好了，教育投入跟上了，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了各阶层的显著追求。在胡德明看来，学生人数确实比以往少了，但由于当地经济基础还不错，教学质量相对稳定，所以生源流失得不多，而且随着外来打工者的增多，其子女就学“补充”了流失的生源，使学区的生源总体还呈上升趋势。流失的，主要是一些煤老板的子女。他们把孩子送到县城、西安，或者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甚至直接去了北京。“其他地方是‘穷人’外出打工了，”胡德明说，“我们这里是‘穷人’不走，富人都走了。”据他掌握的情况，当地煤老板举家搬到榆林、西安、北京的，最少也有一百几十户，那些人的子女，自然属于流失的那部分生源。

　　并不只是有钱人想给子女以好的教育。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说，去年延川的延远中学有170多人考上延安中学，而延川人的“供书”热情相当高，只要有能力就把孩子送到延安等地读书，家长则携家带口在当地租房住。延安中学附近有条沟，本名叫“延中沟”，现在当地人开玩笑把它改名叫“延川沟”了——这里的房客50%以上是延川人。

　　也不只是延川人才有“供书”的热情。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认为，这种热情背后，除了社会普遍重视教育之外，还有种特有的心理。“农村娃娃进城上学，就像咱农村那个放羊，头羊一走，羊群都跟着走——有钱人把娃送进城，其他人就眼热了，人家能去，咱为啥不能？就也去了，结果农村学校越来越没人了。”

　　流失背后是追逐优质教育资源

　　与这种自发性流动相对应的是，抢夺生源已然形成风气。

　　董军成说，现在许多中学，包括延安的、西安的，每年都到各地去选学生。按说这与政策相违，但现在也“放得开，我们也让考”。延川县高中阶段，排800名以前的都到外面上学去了，800名之后的上延川中学。

　　在这种“要上好学校”的社会大环境下，农村越来越没学生了。教育年鉴显示，当年小学生变动频繁，转出、转入者均为21万多人次。

　　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举了两个“颠倒”的数据——2001年，靖边全县有7万多中小学生，其中城区2万，5万在农村，而现在全县6.8万名学生，城区占4万多，农村只有2万，而这2万中——东坑镇一个镇就有7000多，最多时一度达到1.1万人，另一个学生数较多的是宁条梁镇，2763人。算一算，真正留在乡村的学生还有几个呢？

　　“哪个地方生源锐减，说明哪个地方劳务输出做得好。”这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似乎有了因果关联。

　　2000年年底，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这成为一支人数显赫的劳务输出大军。根据陕西省劳动部门2007年的统计，全省当年劳务输出达338万人，其中输往省内137万人、省外201万人。

　　如此数目的人员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生的流动情况。教育年鉴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学生数为16万人，其中省内其他县迁入的11万人，进入城市的近11万人。

　　农村生源得以“顺畅”地涌入县镇和城市，除了家长重视教育、舍得投入外，是因为有国家教育政策作为基础，即所谓“两免一补”。

　　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主要是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陕西的相关经费基准定额为：2008年，小学每生每年250元、初中385元。2009年，小学300元、初中500元。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小学每生每天2元、初中每生每天3元，全年按250天计算。

　　而不管在哪里上学，都不影响“两免一补”政策的享有，所以许多家长自然会把孩子从教育资源贫瘠的乙地送到更好的甲地去。哪里的教育质量高，学生就流动到哪里。这恰恰暴露出学生(家长)对本地教育资源的不满足，城乡教育资源之间的差异与不平衡。

　　刘瑞楷举例说，靖边县宁条梁镇的西塘村小学，校舍建设得比较好，但学生照旧流失到附近的张伙场村小学，而张伙场村地处偏远，靠近定边和内蒙古的交界处，校舍也很一般，由于其教学质量好，学生趋之若鹜。

　　府谷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李慧也举了个例子：与内蒙古接壤的府谷县古城乡中心学校，就有很多来自内蒙古的学生，因为“咱这的教育水平比内蒙古强”。与府谷一河之隔的山西保德县，涌到府谷来上学的学生也很多，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

　　无奈的闲置和未曾想到的浪费

　　今年暑假，王福恩没闲住。作为一校之长，他跑了几趟县上，为了争取点经费：楼顶漏水，再不修的话，几十台电脑就“泡汤”了，现在的保护措施是给它们蒙上几张塑料布。

　　在生源稀少的情况下，学校得不到更多的经费，一个校长顾不上抓教学质量，光这些事务性工作就够王福恩头疼的了。但这不算是最坏的情况，毕竟他的学校还没有撤掉。

　　在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72岁的老校长李麟书看来，这真是一种无奈。“过去学校一无所有，现在投资这么大，修好了学校，娃没了。校舍、教学设备闲置，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九”时，要修建阳坬小学和芦东小学。他当时给乡上、村上建议，不要盖那么多楼，但最后两所学校一个盖了两层楼房16间，另一个盖了24间。现在，两所学校都撤了。

　　李锦禄“不要多盖楼”的依据是：“把村里的娃娃一统计，能大致预测出过几年学生不会多。”但当时为了让“人人有学上”，各村都把学校建起来了。

　　李锦禄所管理学区的伙场坬村小学1999年建成，占地20亩，现在也撤了。学校的牌子还在，但大门上还挂着“伙场坬村村民委员会”、“村支部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图书室”等几块牌子。即便有这么多“用途”，使用的面积也不过3亩，大片校舍和土地还是闲置的。

　　府谷县教育局副局长高飞说，撤掉的不少校舍，在当年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普六”、“普九”花几十万才修好的，现在空下了，确实很可惜。

　　曾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主管基础教育的屈应超认为，对这种说法还需要两面来看。当时的观念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以村小学为主，发动群众集资办学。在这种情况下，村民都希望子女能有一个家门口的好学校，纷纷出资、出力建学校，难免会有一些现在看来是“浪费”的做法，但在当时确实改善了教学环境，减少了失学现象。

　　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也认为，“普九”的成果不能由于一些校舍如今闲置而被抹杀。

　　但当生源减少、布局调整力度加大，大批被撤并学校的校舍闲置，却成为“此一时，彼一时”人们反思教育政策的一个“靶子”。即便这个“靶子”树立得多么漂亮，那也没办法。“先放到那里吧，将来由政府考虑看咋办”。

　　城市新压力和潜在的“农民负担”

　　农村的校舍闲着，而城市的不够用；农村学生涌进城市校园，或是远离家门口的学校，成为一名寄宿生；凡此种种，柳谋把这些教育问题比作跷跷板，这头按下，那头肯定上去。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更把“城区学生爆满、边远地区学生越来越少”，比喻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恶性肿瘤。

　　2008年秋季开学前，宝鸡市太白县所有村办小学已全部撤并，基本上一个乡镇一所学校。目前全县在校生8521名，其中寄宿生3967人，占全部的46.6%。太白县教育局局长贾党全最头疼的，就是寄宿的低年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老师心理负担重，学生上下学途中的安全令人操心。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一乡一校”应着力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检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关键。

　　而城市里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已成痼疾。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今年5月做过一次专题调研，靖边县现有小学生30814名、初中生18680名，其中城区学校分别有18000名和12000名，各占总数的58%和64%。靖边第一小学原本限额每个年级8个班、一个班50人、全校2400人，实际上现在3800人，一个班将近80人。

　　这种“大班”，刘瑞楷形容“教学质量不能保证、课程改革难以实施、素质教育无法推行”。

　　更有甚者，校舍不够就加紧盖房。陕北、陕南比比皆是：

　　——今年2月，延安市教育局提出解决城区教育问题的方案。新建5所学校、改扩建3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投资30816万元，建筑面积169248平方米，可增容学生14640名。另在宜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吴起、洛川等县城区新建8所学校，扩建13所学校，总建筑面积496075平方米，总投资99160万元，可增容学生42900名。

　　——今明两年，商洛市山阳县计划投入7300万元，新建30多栋楼房，计划解决1万多名学生的吃住问题。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板岩镇中心学校校长陈清林每天忙着接待建筑队，辖区两所学校要新建两栋学生公寓。

　　一面是政府热火朝天盖学校，一面是家长为了孩子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哪怕自己再辛苦，也心甘情愿。两面都是压力，滋味却不一般。

　　吴起县白豹乡石湾村人郭宗礼在县城开出租车，大女儿19岁，今年高中毕业，考了个三本院校，儿子18岁，现在读高三。“俩娃从幼儿园到小学，把钱掏‘扎’了。”老郭把娃从小带进城，就想让他们接受好点的教育。因为是农村户口，有借读费，一学期三四百，一直掏到前两年。

　　“一星期一个娃的生活费要100，俩娃一月就是800，一年将近1万。”想到这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老郭起早贪黑地跑出租车也就忍了。

　　其实可以把娃放到农村上学，花费自然会少些。但老郭摇摇头：“农村？不行不行，城里各方面都好点。很多人都这样，在城里带娃娃上学。”他觉得还是在城里好点吧，尽管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是“自找”的吗？老郭点头又摇头：“谁不想让娃娃接受更好的教育呢？可农村的教育条件就是不如城里嘛。”

　　如果农村教育条件改善了呢？还会回到农村吗？老郭却反问：“短期内不会改善到跟城里一样吧？”

　　教育不均衡生源就只能“外流”

　　当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有些地方并不是很顺利。

　　陈清林所负责的商洛山阳县板岩镇学区王家村油坊沟小学只有15名学生，镇上计划撤校，但一些家长不同意，派村民代表到县里上访。陈清林上门去给村民做工作：油坊沟小学距镇中心小学只有1.5公里，虽说不是在家门口了，但中心小学配置有各种器材、实验室，娃娃来这里上学，要比原来的条件好得多。

　　油坊沟村民小组组长代表村民跟陈清林“谈判”，可他早把自己的娃转到中心小学了。陈清林反问他，就算是把油坊沟小学保留了，你会把你娃还转回农村吗？组长半天没应答，那些不同意撤校的家长后来想通了。

　　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也接待过类似的村民上访。现在已撤并、当做村委会办公地的镇靖乡伙场坬村小学，今年春天有村民提出能否恢复学校。刘瑞楷做工作说不行。很明显，如果恢复学校，学生只有三两个，但各种资源都要配置，这将形成新的浪费。而乡中心小学各种硬件完备，能容纳四五百人，现在才120多名学生。

　　伙场坬村村支书王玉亮说：“咱娃娃太少，教师聘不住，村上也负担不起。”他们想恢复学校的愿望，就是娃娃们上学就近，再一个是家长花费少，但从国家角度考虑，现在都到中心小学去，教学师资、设备都比较好，教学质量能保证，也就能理解了。说到底，家长关心的还是教学质量。

　　吴起县吴仓堡乡玉皇庙村小学，几年前只剩了十几个娃娃。69岁的老教师刘生祥记得，2004年县上有个领导到学校来，看到“三四个老师哄两三个娃娃”，说这怕不行啊，就要把小学撤了。

　　撤校时，刘生祥去学校看了看，他在这儿工作了20多年。墙上贴着《小学生日常行为准则》，有人说这没用了，刘生祥说那让我拿回家留个纪念吧。校舍如今做了村委会办公地，正在翻修。有的窑洞墙上还贴着破旧的课表和作息时间表。刘生祥说，如果农村教育提高不了，不尽快实现与城市教育的均衡，那么，乡下孩子生来就与城里孩子不平等，永远享受不了在家门口上学的温暖，而必须要离家住校、寄宿，就像是寄居着的无根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