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无奈之举

　　老教师的“挖人”行动

　　原声实录

　　“招来一个算一个，能招来七八个娃娃就不错啦。要是能来10个娃娃，就算大丰收啦。”

　　——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校长张建宁

　　当城市发展进程越来越迅猛，以至于整个社会被其吸引，纷纷倾向于繁花似锦的城市时，与之“割裂”的农村似乎越发变成被人遗忘的角落。

　　当教育基础设施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速度这一矛盾摆在面前时，来自现实中的“民间高手”，为挽救学校危局而采取救急的尝试，无奈而尴尬，凸显着教育均衡发展的紧迫。

　　“如果一所学校只有十来个娃娃，就是请北大、清华的校长来办，也怕是办不好吧！”面对撤点并校越“并”越没有学生的现实，延安市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感慨道：“学校这个东西，还是得有一定的规模。”

　　可是，保持学生规模的生源问题，现实而具体，并不是随着一项政策的制定或落实，抑或是一个美好的祈愿就能解决了的。

　　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在前几轮的布局调整中被保留下来，但却依旧生源短缺、面临“关门大吉”的不少学校，为了能“吃饱”，不得不想出了“土办法”。而随着城市公办学校生源压力的加大，教学条件简陋的民办学校却手持“法宝”，在夹缝中生存，“越活越旺”。

　　“寻人”、“挖人”——老教师的特殊任务

　　53岁的惠红升和比他大一岁的刘文彪“联手”干了一件他们以前从没干过的事——“寻人”。

　　惠红升和刘文彪都是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的老教师，俩人教龄都有34年了。说起“寻人”的事，惠红升一叹：“不是谁家丢了娃娃，是学校快没学生了，我们到乡下去‘寻’学生呢。”

　　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建于1950年，近60年的发展中，不仅有初中，一度还有高中。与中国任何一个乡间学校一样，不少农家学子在这里学习知识，最终走出黄土地。毕业时，他们都要在校园里种下一棵树，如今，这座建在一个半山坡上的窑洞学校，已然绿树成荫了。

　　可惜，成荫的绿树下几乎快要听不到朗朗读书声了——2006年学生最多，有576人，“连超生的娃娃也都来上学了”；一年后剩下370人；去年变成170人；今年暑假时，初三毕业了30人，小学六年级毕业了20人，剩下25人。

　　偌大一个学校只有25名学生，而在册教师有34人。暑假前的半个月，校长张建宁召集大家为这事开了个专题会，终于“研究”出扩大生源的“三招”。

　　第一招就是“寻人”，搞招生。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招，也很难招到。下二十里铺乡交通便利，距清涧县城8公里，距延川县城13公里，好学生不是到了县城就是去了延川。

　　但不招生不行。张建宁把这关系到学校生存的重要任务交给了老教师惠红升和刘文彪。他们去周边的学校摸了个底，这几个学校情况也够呛：红旗沟小学13人、营田小学16人、东方红小学13人，加上下二十里铺乡学校的，1.2万人口的整个乡在本地读书的一共剩下不到70个学生。

　　张建宁没敢给老教师们硬性布置招生任务，“招来一个算一个，能招来七八个娃娃就不错啦。要是能来10个娃娃，就算大丰收啦”。

　　这哪里是“招生”，明明是到别的学校去“抢”。

　　“不抢又有什么办法呢？”可别的学校也面临生源短缺，能同意这样“挖墙脚”吗？

　　惠红升和刘文彪都说，“这是偷偷干的，千万不敢光明着来”。

　　刘文彪一口气跑了3个乡，挨个给家长做动员，拿学校的电脑做“诱惑”：“咱学校娃娃不多，你娃只要来，将来一人一台电脑。”终于得到八九个家长的承诺，开学就转学。回来一汇报，校长很激动，问到底会不会来？刘文彪说会来！紧接着却又补一句：“这只是‘争取’哦，不敢打包票。”

　　果然——9月开学时，计划中的10名学生“挖”来6个，情况还不错。可是，10月12日，张建宁在电话里告诉华商报记者：来了6个娃，走了9个娃，2名学生被职业中学招走了，还有2个转学到清涧第三中学，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脆不上学了。这么一来，全校总人数从原有的25人下滑到22人。“挖人”计划算是失败了。

　　这样的情形不是没预料到，“寻人”时也得防着自己学校生源不流失。所以第二招就是“保”。但是要保住现有的学生，没人敢打这个包票。去年秋季，曾从别的学校招来4个娃娃念初一，今年春季开学，有两个去饭馆打工了，一个转学到县城，剩下一个，咋教？只能降到六年级。

　　张建宁还有一招，打情感牌：把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给学生充分开放。学校有20多台电脑，去年4月接通了宽带，每天下午给学生开一个小时。再就是搞联欢会，30多个老师和20来个娃娃，一起做游戏、唱道情，吃啊喝啊，花了100多元钱。校长给学生承诺今后每个月都“红火”一次，希望对这些人数不多的娃娃能有个吸引力。要不然，学校就只能关门了。

　　惠红升眼看就要退休了，教了一辈子书的他，总结出一句话：“过去说‘一切为了学生’，现在得再加上一句‘一切为了生存’。”

　　“从娃娃抓起”——从根子上培养生源

　　榆林市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的历史，比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的历史长得多。

　　地处靖边县城南8公里处的这所学校，始建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当时叫崇正书院。1920年，改称中山小学，是靖边县的第一所完全小学。1942年，诗人李季曾在这里当过几年语文教师。2004年，港人邵逸夫捐助20万港币，把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改建成砖混的，改名为镇靖逸夫学校。

　　现在，这所占地22亩的学校有131名学生。校长赵立忠说，这在全乡撤并剩下的4所学校里，是人数最多的。

　　镇靖乡中心学校所在的镇靖乡学区，1997年有13所学校，2005年总共有3300多名学生，现在4所学校有490人。镇靖乡人口1.3万，在外面上学的有上百人。

　　赵立忠不敢保证自己的这百十号学生，不到外面去读书。面对生源流失的普遍现象，他的对策是“从幼儿抓起”。

　　过去，农村不太重视幼儿教育，很少听说谁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陕西创建教育强县的有关规定中，明确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建幼儿园。但现实是学前教育发展缓慢，入园率偏低。靖边县农村目前仅有公办、民办幼儿园11所，大多数建设标准低、容量较小，还有11个乡镇没有幼儿园。

　　这项工作本来只是在筹办中，赵立忠觉得速度得加快。因为现实是农民也开始重视幼儿教育，而县城已经有不少民办幼儿园每天用车到乡下接送幼儿，幼儿园的费用还不低，一年得3000元。

　　赵立忠说，如果这些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在城里，到上小学时肯定不会回乡村了。也就是说，农村的学前教育如果跟不上，将来的生源问题就更难解决。所以，办一所乡村幼儿园，就是从“幼苗”开始培养生源。赵立忠认为这是从根子上解决生源短缺的问题。

　　“到别的地方招几个娃娃过来，那不是长远的办法，还会流失。如果能把学前教育搞好，真说不定会是增加农村学校生源的一道曙光。”赵立忠仿佛很有信心。

　　但具体办起来真难。

　　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给乡上打了报告，涉及到资金以及滑梯、幼儿玩具等各种设备，还需要接送幼儿的专车，专业教师也很重要。而就算是把乡村幼儿园办起来，还会有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的老问题。

　　赵立忠打比方说，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两个娃，一个在城里幼儿园，一个在乡下幼儿园。家长说，我把娃放到乡下幼儿园，你不就是看护了一会就回来了嘛，啥都不会，你看人家城里幼儿园的娃，让唱歌就唱歌，让跳舞就跳舞，咱这啥都不会，我为啥放你那儿呢。

　　幼儿园还没建，赵立忠就怕将来也会陷入这种困境。

　　但乡村幼儿园还是得办。现在义务教育遇到一个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的问题，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领导职务的屈应超说，这就是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还是学前的问题，目前两种观点都有。

　　赵立忠从农村教育现状分析认为，恐怕是向下延伸要好些。“就像树，从根子上培养，明年还能发芽长成苗苗，有苗就不愁长”。

　　“法宝”——几乎被人忘却的教学质量

　　榆林市榆阳区西峰学校校长李张强，也认同“有苗不愁长”这句话。

　　48岁的李张强最早在延安农村教书，后来干了六七年个体，1998年办起这所民办学校，先后投了70万元。当时榆林还没有民办学校，李张强也不讳言，最初办学是“想在这个上头挣钱呢”，但一度他都快支撑不下去了。

　　民办学校跟公办的没法比，西峰学校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学场地，10多年来挪了4个地方，都是平房，连教学楼都没有。现在学校所在地榆林市保宁西路，原来是个建筑公司放建材的大仓库，李张强把仓库隔开，安上门窗、黑板，就成教室了；而操场凹凸不平，连基本的硬化都没做到。就这么个条件简陋的学校，却生存了下来。

　　李张强心里很清楚，一所民办学校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

　　按说，一般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了“两免一补”，谁还会来收费学校上学呢？西峰学校经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学期380元、中学600元。学费并不低，但这并不影响生源，目前西峰学校有1070名学生，最多时学生近1500人，其中95%是进城打工者的子弟。

　　说到底，李张强是在一种夹缝中生存：农村学生跟随家长进城，公办学校一个班七八十个人，怎么能挤进去？只有上收费的学校，而这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得比较好才行。西峰学校今年120名初中生，54人考上高中，10来人进了榆林一中、榆林中学、实验中学等重点学校。

　　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的教学质量，是学校能办下去的唯一“法宝”。李张强常常给聘来的教师说，咱得凭良心搞教育，收人家家长的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撞钟就要撞响。有的教师敬业精神不高、业务能力差一些，李张强准备解聘。这与一些乡村学校生源短缺、只想怎么生存、忽视教学质量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在抓教学质量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榆林市府谷县孤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郝林忠也有同感。 2003年，郝林忠到距府谷县城17公里的孤山镇任学区校长。当时，孤山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正在走下坡路，下滑很厉害，不少学生转学，每学期都有，老师很着急，有人建议校长“扣住学生的档案”。郝林忠说：“没用。你把教学质量搞上来了，自然学生就有了。”

　　2003年，孤山镇学校从全榆林排名的第12名升到第7名。现在中考升学率是榆林第一，去年达到81.1%，今年是89%。结果，连续几年，学生又从县城等地的学校转回到孤山镇，出现所谓的“倒流”现象，去年一次就有60多人。现在全校有小学生420人、初中生680人。

　　郝林忠说，要不是因为教学质量提高，位于县城和府谷开发区之间、经济并不发达的孤山镇学校，早在布局调整中被“调整”没了。学校不但没被挤垮，反倒是初中部的宿舍现在住不下学生了，这成了他的头疼事。

　　但即便再头疼，郝林忠内心还是喜悦的。他认为，当教育质量得以提升，师资、设备软硬件形成优质资源，这时的教育投入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学校就会“动起来、乐起来、美起来”。

　　这时，不管学校是处于城市还是乡村，生源乃至生存就不会是个问题。

　　慢一点撤并——说不定会有“倒流”

　　可惜，像孤山镇学校这样的乡村学校例子似乎不多见。更多的从乡村走出的打工者，还是要到处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

　　32岁的吴晓亮是合阳县黑池镇太定村人，她到延安市吴起县打工11年了，几年前在吴起开发区开了一家铁蛋鸡汤刀削面馆。她10岁的女儿当年在吴起上小学一年级，借读费每学期300元不说，问题是一个班七八十个娃，老师根本照顾不过来。用小吴的话说，“谁给老师送东西，谁坐到前面”，她娃靠边靠后，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自然很吃力，渐渐跟不上了。

　　小吴说：“咱出来打工挣钱，哪怕转手把钱给老师交了补课费都行”，只要把教学质量搞好。但到了2007年，她给女儿把学转回了老家太定小学。

　　小吴的老家太定村1800人，小学生有200多人，也在搞撤点并校，但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还没撤，四年级以上都到乡中心小学上学。

　　好在学校还没撤。小吴把娃带出来一圈，最后还是回到老家的乡村学校。像小吴这样的现在不是少数。农村生源似乎因此偶有回升。这反过来提醒正在加快布局调整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撤并学校不能不考虑这些变化中的因素。

　　在有关方面看来，商洛市山阳县的布局调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可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不这么认为。1997年，李永东从基层调任副局长，那时全县有近1000所学校，现在自然消失和主动撤点，只剩下了不到一半。李永东说：“要说咱校点撤并慢，是跟有些地方比。要是从历史上看，跟咱自己比，力度已经很大了。”

　　李永东分析，可能有关方面在做布局调整的编制计划时，是在关中等地做的调研，是否对陕南地理因素造成学校分散的现状考虑得不够。关中人口居住相对密集，一所学校的服务半径比较小，但服务人群很多，而陕南山区恰恰相反。

　　所以撤并学校不敢搞“一刀切”。山阳县经过6年布局调整，“一师一校”还有184所。看上去进展似乎确实缓慢，但这些学校分布在大山深处，周围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如果把这里的学校撤掉，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路远和经济状况而面临失学，这是布局调整必须避免的。

　　陕西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认为，这就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不能硬性撤并。

　　而上面也要求小学撤点稳步化，保证入学率。安康市宁陕县教育局局长蒋军的办法是，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做法，有些一次撤并到位，有些先从高年级逐步撤，对于家长一时不同意撤并的学校，暂时保留，等条件成熟了再撤并。

　　商洛市山阳县板岩镇中心学校校长陈清林在基层工作多年，深知其难：“有的教学点不设不行，不能一下全撤了，撤了娃娃没地方上学。年纪太小，住校不行。”

　　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校长赵立忠说，有的娃娃跟着打工的家长进城，遇到城里班额大，老师顾不过来，孩子学习吃力，又返回农村学校。今年他们学校就一次转回来4个。“如果把学校撤了，这些孩子去哪儿读书？”

　　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学校校长高杰有个想法：希望进城上学的学生，尽快返乡回到乡村学校来。但他又觉得这不可能，如果农村一直是这样的教育条件，“我的娃娃我也不会让他回来”。

　　高杰现在也没心思抓教学质量。他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应付各种检查，学校在公路边上，哪一级检查也漏不了。要么就是楼房又漏水了，跑到镇上、县上要点钱修补一下。还有冬天眼看到了，看从哪儿能赊一车炭来，给学生们烧暖气用。而安全更重要，不能出问题。现在是安全第一，教学质量退而求其次了。

　　“娃娃不出事，就是烧高香了。”高杰说着，又担心起那些在城镇里新建的学校，将来会不会也像他的学校现在这样，“没娃娃了咋办？”

　　说到底，惠红升、刘文彪、赵立忠、陈清林、高杰，这些基层的教师，内心其实都希望快些把农村教育搞上去：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增强农村学校的吸引力，以此留住农村学生。

　　这一天，能不能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