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寄宿生

　　五岁离家上寄宿小学

　　原声实录

　　“中国的农村教育，进入了又一次变革……起初，我以为布局调整就是简单地撤并，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上学，可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最难的还在管理。”

　　——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

　　自从2001年提出办寄宿制学校以来，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加快，寄宿制学校越来越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流。

　　就像当年“普九”时大规模地建校一样，当下的布局调整撤掉了一所又一所山村小学，试图将分散的学生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寄宿制学校上学。

　　尽管这样，也有人对目前寄宿制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存有疑虑，它能否成为将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方向？

　　史家畔中心小学有56个寄宿生。

　　如果早两三年，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门口上学；而现在，他们被集中到了同一所学校。教育部门认为，这样是为了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这场“裁撤并”大潮，早已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展开。

　　对于延安市子长县教育界来说，2003年是个分水岭。上世纪90年代的“普九”大潮中，这座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学校数量一下子激增至321所；而之后几年，新一轮布局调整开始，学校的数量又迅速缩减至61所。

　　这是中国近20年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经历了大兴大撤后，兴办寄宿制学校又被认为是农村教育未来的出路所在。

　　孩子们的寄宿生活

　　尽管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过早地寄宿至今仍存争议，但实际上，寄宿制学校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史家畔中心小学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所位于两山之间、柏油路边上的学校，距离子长县城约十多公里。2009年春，子长县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全面展开，史家畔中心小学配备了宿舍楼、食堂等，被扩展为一所寄宿制小学。那个学期，这所学校招收了56名寄宿生。这些孩子来自附近7个行政村，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

　　2009年6月11日，孩子们寄宿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一天。一栋两层小楼，一楼是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在二楼，与教学楼相连。每间宿舍，配备了同样的架子床、储物柜，洗脸盆床铺整洁，毛巾被统一挂在了梳妆镜前。不一样的是，每间宿舍的墙上，贴了绘画、剪纸等不同的图案。这些绘画剪纸，都是在生活老师的指导下由孩子们自己完成的。

　　“你看看，这是不是比大学宿舍好。”校长吴维说，这些全都是政府掏钱配备的，孩子们一来到学校，就免费配发给他们。

　　和城市的学校不同，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因农民的作息时间而定。下午3时，放学了。其余的孩子都回家了，寄宿生迅速在餐厅门口排队打饭。

　　很快，餐厅门口就排起了长队。5岁的郭艳站在队伍中，冲着照相机镜头憨笑。这个还没有打饭窗口高的“小不点”是学前班的学生，也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寄宿生。饭堂师傅将手伸出窗外，将饭盒递到郭艳够得着的高度。

　　大多数孩子都会端着饭碗到餐厅里，围在大圆桌前吃饭。七八个不愿意去餐厅吃饭的女孩子，蹲在教学楼下的一片空地上，说笑着吃着。

　　饭后，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间。水房外，一群吃完饭的孩子站在水池边洗碗；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负责打热水。

　　在这里，孩子们必须学会生活自理，自己起床、洗脸、打饭、打水、洗碗，甚至洗衣服。5岁的郭艳也不例外。

　　这是老师们乐意看到的。他们希望通过寄宿生活，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有些事情生活老师必须帮助他们完成。“年龄太小的孩子不会叠被子，我们生活老师帮忙叠。”霍艳艳说。

　　对于11岁的女孩张霞来说，改变并不仅仅是这些。来这里之前，她每天必须走半个小时的沟路去上学，而且“老师也没有现在的好，这儿还上了英语课。”

　　这正是寄宿制学校最被肯定的作用，它解决了很多农村孩子上学“两头黑”的问题。

　　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掉队

　　一年级班主任李润林，是从已经撤并的山村小学调过来的，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撤并前后的巨大差异。

　　2002年，19岁的李润林被分到了距离史家畔中心小学20多公里的曹家坪小学。那是她中专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可是，原本对教师生涯充满幻想的她，看见学校的第一眼心就凉了。

　　从她家到学校，需要乘车，再步行5公里路。学校位于村子中间，在她和另一个女教师去之前，只有一个男老师和七八十个学生。没有足够的教室，每两个班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李润林和一同被分去的女孩有些失落。

　　那天，俩人什么生活用品都没带，男老师给了俩人两袋方便面，这才解决了当天吃饭的问题。晚上，俩人从村妇女主任那里借了被褥，睡在学校的宿舍里。

　　“一到晚上就害怕。”李润林说。

　　宿舍曾经被偷过两次。后来，同屋的女孩调走了，李润林只好寄住在一个村民家里。那段时间，李润林变成了全能老师，语文、数学、英语什么课都上。2006年，李润林结婚后，就调离了那里。再后来，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少，最终被撤并。

　　上世纪90年代的“普九”进程中，子长县农村学校的布局情况遵循国家原来的以“乡”、“村”为单位设立小学教学点的政策，新建和修缮了很多校舍。据子长县教育局统计，2002年全县有中小学校321所，其中农村小学233所。仅“普九”期间，新建校舍78所，改扩建学校84所。

　　“普九”给这座县城留下了1659万元的债务。另一方面，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走了农村相当大一部分生源，导致农村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

　　据说2008年春季的一天，子长县县长兰孟偃去该县白于山区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检查工作，看到村小学的状况后，极为震惊。他用“1234”形容那天看到的景象，即1名老师，2个年级，3个学生，4间教室。“在这样的教学环境里，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能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2003年，子长县开始乡村教育布局调整。 据县教育局统计，5年间先后撤并119所学校，使学校总数从2003年的321所调整为2008年的221所。

　　2009年春节开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加快，并开始了寄宿制学校的改扩建，将137所分散的农村小学撤并到34所寄宿制学校，2575名小学生全部归并到补点小学或中小学，全面实行寄宿上学。之所以这么做，就像县长兰孟偃说的：“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掉队。”

　　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当然，一下子让这么多家长同意自己的孩子寄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与当年大规模的建校运动相比，人们对“撤校”的顾虑似乎更多。“很多村干部认为，学校在自己手中撤掉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说。而大多数农民最担心的问题，是寄宿制是否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直被专家和学者所重视。今年年初，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寄宿制学校发展研讨会”上，与会者担忧，寄宿制在减少政府成本的同时，是否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

　　会上，曾经对寄宿制学校做过调查的《南方农村报》记者王宏旺说：“寄宿制学校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学生辍学，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转学，因为寄宿制的中心小学离家很远，费用也会大量增加。”

　　他做过测算：“两免一补”政策每年为每个贫困生减了二三百元的支出，但一个寄宿生还会给中西部农民家庭平均每年增加400至500元的支出。

　　这也正是子长县教育局推广全面寄宿制之前，所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能想办点好事，反而被家长怨。”杨永春说。

　　稳妥起见，子长县委、县政府商议决定，给每个寄宿生免费配备床单、被罩、储物柜、毛巾、脸盆、暖瓶等生活用品。而且，每个寄宿的孩子在享受每天2元的国家生活补贴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另给每天1元的生活补助。

　　对此，学生家长们普遍感到满意。学生家长张薛平说：“寄宿制为我节余了不少开支。”

　　原来，张薛平家在曹家坪，那个村子原本有一所小学。像记者走访过的几乎所有的村庄一样，这个下辖两个自然村、400多口人的村庄，这些年存在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外出打工带走的不仅是青壮年劳力，也带走了他们的孩子。

　　渐渐地，村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终于在2008年秋季开学，学校撤掉了。

　　撤校之前，张薛平将3个孩子转到了史家畔中心小学。他们一家人租住在学校附近，妻子照顾孩子，张薛平靠三轮车挣点钱贴补家用，供3个孩子上学。租住生活带给他们的，是每年10000元额外开支。寄宿制后，他将3个孩子寄宿在学校，自己和妻子搬回村里住。孩子们在学校，生活上基本没什么花费，额外租房的开支也省下来了。

　　今年6月底的一次现场会上，子长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又决定将学生的生活补贴增加2元，达到每个学生每天5元钱的标准。目前，全县寄宿中小学生已达3900多人。

　　村民的“保校”呼声

　　尽管这样，还有一部分村庄不愿意政府撤掉他们的学校。

　　三十里铺村就是其中一个。

　　既然能在家门口上学，为啥要撤到那么远的地方呢？村民们固执地认为。

　　这所学校的生源来自附近4个村子，仅三十里铺村就有6个村民小组1000多口人。

　　2008年秋季开学，学校准备撤了，却遭到村民极力反对。甚至有人提醒村主任：“学校如果在你手上撤了，就是你的不称职！”

　　于是，县、乡政府、教育局以及村委会组织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那天下着大雨，谁知仍然去了好几百人，“平时，开别的会也没见过来这么多人。”村民李三勤回忆。他也是学校的民办教师。

　　尽管政府宣传了大量集中办学的好处，包括“有老师教英语”、“开计算机课”、“远程教育”等足以吸引这些农村家长的理由，但也没能说动他们。

　　村民们“保校”的呼声很高。“不方便”是大多数家长反对撤校的理由。也有家长提出“孩子太小，生活不能自理。”

　　原来，三十里铺小学仍有80多个学生。不过，仅一年级30多个，二年级26个，占去了大部分生源。这些六七岁的娃娃，住学校能成吗？“我家娃娃6岁了，有时冬天还得我给穿衣服。”一位母亲说。

　　还有村民担心，不能坚持每周接送孩子；孩子们在学校是否安全等。也有人担心，虽然学校好了，但教学质量远不及县城的学校。

　　村民刘国顺将两个孩子都转到县城了。42岁的他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养了100多头猪，收入相对较好。

　　他在县城租了间窑洞，由孩子的爷爷奶奶陪读。每月租房200元，水电费五六十元，加上吃饭以及学校的费用，每个月至少花费七八百元。

　　不过，刘国顺觉得值得。“县城老师教得好啊！”他也反对孩子们寄宿到学校去，一是担心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担心老师监督不好，娃娃就放松了。”

　　最终，这所学校被保留了下来。

　　寄宿生离家想家的痛苦

　　就像三十里铺村民所担心的那样，已经寄宿的史家畔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都经历了一段适应期。

　　他们首先必须克服的，就是想家。

　　刚到学校时，11岁女生张霞想妈妈，天天掉眼泪。她没心思学习，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妈妈看她一次，俩人就哭一回。

　　老师们认为，这几乎是每个寄宿生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不过，持续半个月，最多一个月也就过去了。

　　孩子们还必须学会适应学校的生活规律。例如，早上要洗脸、刷牙，晚上洗完脚才能睡觉。“刚来的时候，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生活老师霍艳艳说，她必须引导监督孩子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自由自在惯了的山里孩子很难被约束。一下课，只要看学校门开着，就往外面跑，有的甚至不跟老师打招呼，就跑去附近的村庄找亲属。这样老师们很头疼。无奈，他们只好课间轮流到校门口站岗。

　　除了这些，孩子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张霞和同村4个女孩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之所以这么安排，是想减少她们的孤独感，她们本来就认识嘛”，霍艳艳说，学校还将年龄大的学生和年龄小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希望大的能照顾小的。

　　5岁的小郭艳，平时就总能得到两个十多岁小表姐的照顾，可以帮她叠被子、打开水等。当然，孩子们刚开始的集体生活，并不像老师们想象得那样完美。一个男生宿舍，大一点的男孩拿了小男孩的东西，老师们只好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大的要让着小的”。

　　类似问题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关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人员潘璐专门对北京、江苏等地的寄宿制学校进行过微观研究。潘璐认为，寄宿制学校虽然增进了学生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但寄宿生仍然普遍有想家的情绪，他们只能忍在心里，个别学生会采取极端的方法，比如翻墙逃跑。

　　也有人认为，过早地寄宿，违反了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

　　寄宿制学校关键在管理

　　全面推广寄宿制已经快一年了，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越来越觉得远不是最初想象的那个样子。“起初，我以为布局调整就是简单地撤并，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上学，可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最难的还在管理。”

　　2008年12月，榆林市定边县一所寄宿制学校12名女生煤气中毒，造成11人死亡。这起特大安全事故给所有的寄宿制学校以警示。“我感觉责任很大。”史家畔中心小学校长吴维説。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一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全得管。校长和老师们每周日下午就得到学校接学生，直到周五亲手把学生交到家长手里才能放心回家。

　　不过，杨永春关心的不止这些。

　　除了教育布局调整、全面推广寄宿制，还有全县教师的大调整。根据《子长县教师队伍管理规定》，县上对从事第二职业、无故不在岗、因病因事不上班以及借调人员进行了专项整顿，停发了14人的工资，劝说51名不在岗的老师返回工作岗位。

　　剩下的老师们按照特长竞聘上岗，并进行了全县大调整。“学校需要数学老师，就不能派一个擅长教语文的老师去教数学。”杨永春说。

　　没有竞聘上的老师，很多被安排在了生活老师的岗位上，专门照看学生。

　　校长也实行竞聘制。“教育局管好校长，校长管好老师。”杨永春说，“上半年不行，下半年就换掉，教育上不能误人。”而校长也有权将考核不合格的老师退回教育局“待岗”。“家长负担减轻了，如果能搞好安全管理，剩下的就是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了，这是最终目的，”杨永春说。为此，教育局专门拿出300万元奖励优秀教师。

　　对于子长县来说，通过布局调整，教育上历来存在的“大班额”问题和农村学校布点多、管理难的问题，已经得到逐步改善。如今，身为教育局长的杨永春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将寄宿制学校办好，吸引那些进城读书的孩子重新回村上学。不过，他也承认，办好寄宿制学校需要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对于财政收入差的地方，只能一步一步来。“中国的农村教育，进入了又一次变革。”他说，这个变革的核心，就在布局调整。其关键就是寄宿制学校搞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