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曾经被烧伤的工人肖像，是唐山地区一个小煤窑的工人，曾是很英俊的小伙子，7年前被瓦斯爆炸烧成这样子，可他还在下矿，因为不下去挖煤就不能养家糊口。我觉得可以用肖像画，虽然是丑陋，但是作品的内涵是有意义的。美术表达好看、优雅，这个在古典时期已经解决了。我们这个时期 要表现的是对他的同情。对公平、正义的歌颂，这也是大美，另外一种美。

　　现在讲一个我的重要作品，题目叫《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文革”这两个字在今天是敏感词，为了展览方便和出版方便，策略性地用了这样的题目。年轻人不是很清楚，大学教材关于“文革”这一段历史写得非常概括简单。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但这都是数字，没有细节，没有具体的东西。“文革”是浩劫，要定性。现在对“文革”的定性有疑问，有很多人赞美“文革”，而且这些声音越来越大。我这两天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网页，说从人口的统计上来讲，“文革”时期是中国人从1949年后最幸福的。我觉得非常震惊。所以我觉得历史的回顾和追问有现实意义。

　　这个作品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它不是简单的绘画，同时还有简历文本，有录像资料，有网络发布等等环节。

　　这是我这个作品展览的海报设计稿，但正式展览时发布的却不一样。设计时画面有很多作品人物的肖像，在一个杂志发表前，编辑打电话说，这上面有一些人物不能出现，否则不能发表。我说哪些人？他们列出一个名单，我说可以删除。不过我没有再用别的肖像来填补这些被勒令挖掉后留下的“天窗”，保持原样在杂志发了。这个海报本身和它面世的经历很有意思——我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合力形成这么一个东西，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生态的记录。 “开天窗”前后的海报，这个对比很好。

　　这是展览的现场图片。开幕来了很多人。大家可以看到，作品的尺寸很大，还有视频。这是最近在成都双年展展览的情况。可惜现场视频太小，本来按计划是非常大的。视频内容是《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相关人物的家属或本人的访谈，配合作品在一起展出。作品肖像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现场观众在看肖像文本，这个是观众在看视频，里面有我采访蒯大富的片断。这是聂元梓，老大哥老大姐们都知道她。她是“文革”中北大的书记，她的一张大字报点燃起了“文革”的大火，她现在已经很老了，这是她在她肖像另一面签字的镜头。这是中新社的一个图片，是展览现场。

　　下面介绍作品在网络的发布情况。这是雅昌网我的博客截屏，我在网络上发布这个创作的过程持续了3年，包括征集文革普通人物照片、画中人物介绍、找到人物照片资料的过程、与画中人物或家属的互动、创作进展等等。网络对这个作品的传播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是艺术国际网我的博客截屏图，是我画姚文元肖像时的情况发布。这是我采访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儿子韦然的视频截图。这是采访“文革”时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总司令蒯大富的情况，他现在深圳做生意，文化大革命后被判了13年刑。他在采访中说到跟法官辩论的许多细节。“文革”中作为马前卒，他经常跟毛泽东见面，是一个文革历史上符号性的人物。

　　这个作品的人物名单可以说明我目前这4年工作的情况。现在是96个“文革”人物肖像，上次展出的是63个人物肖像，2年多，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物。我介绍一下人物名单的组成，第一类是名人，政治名人，毛泽东就是政治名人，刘少奇、林彪、江青等都在其中；第二类是文化名人，老舍、胡风、梁思成等等；另外一类是普通人，如王凯夫妇等，还有受难者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按照主流的说法，“四人帮”是发动“文革”主要的责任人，他们是施害者，同时有很多受难者。

　　另外，也有一些表面没有受到冲击的人物，但们他的命运由于“文革”发生了改变，有当时的英雄，比如说潘多，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另外还有王进喜，石油英雄，还有陈永贵，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这些人在文革记忆中是必须提到的。这个名单的组成使这个作品变成了多意和复杂的，以“切片”式的细节全方位反映了“文革”的情况，并不是简单对文革的否定。不是说他们只是受难者，或者他们只是施害者，或者他们只是普通人，是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关于肖像，我先讲个故事。

　　1966年，我大概7、8岁，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表现很积极。我在学校大会上发言，记得发言稿是学校领导写好的，让我念。大意记不清楚了，但是发言末尾高呼的口号我记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学红卫兵大哥们斗地主抄家的劲头，参加了红小兵，蠢蠢欲动。我们班主任名叫刘冰，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个慈祥的女老师，戴眼镜。当时不知谁散布消息说她是地主的女儿。那个时候，我们早就被洗脑了：地主就是敌人，是剥削阶级，是我们的仇人，是贱民。

　　知道班主任是地主的女儿后，我们内心充满了义愤，认为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竟然被阶级敌人的后代来教育，孰不可忍！

　　于是，同学们就商量怎么整她。那时我已对绘画有了兴趣，立志做画家。我自告奋勇画了一幅丑化班主任的“肖像”，画面上是个青面獠牙的女人。没想到作为画家的我，生平第一张作品是丑化老师的漫画。

　　当晚我们把漫画贴到黑板上，第二天早上刘老师一进教室就看到了，脸色变得惨白，什么话都没有说，继续在背后有那幅“肖像”的黑板前上课，我们却洋洋得意，心里充满了快感，因为觉得敌人的女儿受到了应有惩罚，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面对一夜之间反目的学生，老师的心情一定是万念俱灰吧！

　　现在，只有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只有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的负疚感才会轻一点。“文革”期间，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做了坏事，现在难道不应该有一个忏悔的态度吗？

　　没想到的是，我现在用肖像切入文革历史的方式来使自己得到了一个忏悔的机会。和当初第一幅丑化老师的“肖像”联系起来看，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这也是人们问我的问题：你为什么画‘文革’？有什么意义？

　　我回答说，这个作品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救赎，其它意义都是次要的。

　　毛泽东在我的作品展览和出书时是排在中间的，因为名字开头的字母是M。第一个是巴金，按拼音字母。文革毛泽东是有责任的。我这个作品对任何人物都没有丑化，这张肖像的蓝本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挥手的图片，在“文革”期间传播最广。江青我画了两张，第一张1976年被捕之前的形象，很憔悴，我后来放弃了。而1966年她在天安门上时的这个形象容光焕发，江青很漂亮。按照主流说法，她是“四人帮”，是罪人，但她的属性是人，跟我们一样。在人的属性上对她是要尊重的，是不可以丑化的，这是我的态度。这是黄帅，她“文革”后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中关村一小的。当时因为她写了一篇日记，要给老师交心，老师就批评她，她觉得不高兴，觉得愤怒，就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被江青发现了。当时正好反资本主义回潮，就拿她当反潮流的典型，放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用她做武器，连编累读地介绍她怎么跟老师斗争。“文革”结束后她也很惨。父母亲被株连，她在1979年高考时，成绩很好，但是大学也不敢要。后来她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特批她进入北京工业大学读书，后来她到日本留学。这也是一个文革的符号性人物。在这个时代当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是颠沛流离、波澜起伏的。

　　金训华是上海的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时候，表现很积极，刚下乡就碰到洪水，为救公社财产而牺牲。后来拼命宣传，成为一个英雄。当时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作品我画了两次，第一次因为网络照片不清楚画面效果不好，后来我通过别人辗转找到他妹妹才拿到比较清晰的图片，又重新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