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大学校长风靡网络，备受追捧。

　　据报道，在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等词语感动了在场的人。

　　一个大学校长，用这种生动活泼、风趣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展示风采，也是对官话、套话、假话的一种挑战。为此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校长在一个大学里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品质，如何成为广大师生甚至社会的师表和榜样？

　　大学校长不是行政长官

　　在我看来，作为一校之长，他首先是学校的领导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学不是衙门，而是一个教育机构，因此这个领导者与普通行政长官有本质区别。

　　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明确指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个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大学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外，大学校长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们的最大职责，就是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为此，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我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一知半解的官员周旋，因此感到痛苦不堪，只好拂袖而去。

　　大学校长不仅是学校的领导者，还是一个有见识的教育家。教育家既要有投身教育的赤子之心，还要对教育有深刻的思考，并把教育当做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正因为如此，教育家的首要任务是对广大学生负责。

　　在这方面，曾经两次担任大学校长的胡适为大家树立了榜样。1929年7月，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要抛弃学问。”为什么不要抛弃学问呢？因为学问是事业的基础，人格的体现。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女士和研究太平天国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当时都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大学校长要真正懂教育

　　除此之外，对学生负责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让学生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变成没有头脑的机器。

　　在这方面，电机专业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努力最有效。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科的不必注意理科，学工科的不必注意文科，这种看法似乎狭隘了点。学问范围务必要广，这不仅能使我们对人生观和世界大势有一种全面的了解，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趣味和工作效率。

　　他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

　　这与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一致。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竺可桢是在抗日战争前夕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他特别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他说：大学教育不应该只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应该教给他们求知的途径和方法，培养他们研究的习惯、批判的精神、反省的勇气。他还说：“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

　　这种通俗的说法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试想，如果一个大学生只知道赚钱，不知道享受人生，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竺可桢主张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基于这一想法，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

　　大学校长要甘当服务者

　　作为一校之长，大学校长还必须具备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无为而治的思想品格和人格风范。

　　比如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为了提倡新思想，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当时两人都很年轻，才20多岁，胡适还有一张没到手的美国文凭，梁漱溟根本就没有学历。后来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时，也没有科班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只重学历而不注重能力，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尊重和不信任。难怪陈丹青会发出“一格一格降人才”的感慨。

　　除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对于人才的尊重，不仅指物质上的满足、交往中的礼貌，还要有精神上的沟通、人格上的尊重、工作中的合作、生活上的服务。

　　在这方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堪称典范。据著名学者何濂教授回忆，当年南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张校长的人格魅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张先生高大魁梧，质朴真诚，认真负责，乐观热情。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很少开口。这是南开大学虽然待遇不高，却能吸引人才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不爱讲话，因此被人戏称为“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等重大事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的时候，梅贻琦总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自己很少说话。

　　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幽默地说，自己在学校里就像京剧中的皇帝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正因为这样，他在处理校务时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无为而治的风范。

　　“根叔”在演讲中有一问，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学校长甘当服务者的精神风范，比如“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科大学子做什么？”

　　大学校长要无私无畏

　　需要强调的是，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因此大学校长应该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维护校园的纯洁和纯净。在这方面，当年的大学校长也留下许多佳话。

　　比如鲜为人知的赵宗复先生，由于其父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幕僚，并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而他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后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今太原工业大学)。尽管他家离学校很远，而且有专车接送，但是他却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班。

　　相比之下，梅贻琦更是廉洁自律的典型。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

　　我原来以为当年的老校长早已成为绝响，因此对如今的教育特别失望。后来发现这些年来，在大学校园里不断涌现出一些有见识、有能力、无私无畏、广受欢迎的好校长，比如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因此我认为，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和努力，再加上广大师生的支持，中国教育就大有希望。

　　智效民(文化学者，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八位大学校长》。)

　　■ 链接

　　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

　　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