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

　　镜头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镜头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