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们

　　据媒体考证，“根叔”这一称呼最早于2005年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BBS白云黄鹤站上——根叔有时会在上面实名回答学生质疑。去年，已有学生在站上留言预测，根叔迟早会红。

　　判定依据是根叔的“二字真言”。从2008年开始，根叔的毕业演讲辞有了微妙的连续性，即以上一年演讲辞的最后一个词语，作为下一年的题目。2008年是《选择》，末句为“对于你们，华中科大永远的选择，就是牵挂！”在2009年的《牵挂》中，根叔感性结尾：“我牵挂着，你牵挂着，他也牵挂着。让我们彼此牵挂着，让牵挂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

　　2010年，《记忆》顺理成章地到来。这三篇致辞大量采用排比段落，结合当年热点重复咏叹，归结为对毕业生的祝福与期许。稍有不同的是，前两篇更加深情，今年则因网络流行语的大量运用而略显幽默。

　　除了开创独具匠心的演讲辞系列，根叔还建立了每学年3次的校长见面会制度，时间地点提前公告，任何学生都可以与他面对面交流。此外，根叔还主动要求与退学的孩子谈心，为一位颇有天赋的设计系学生(即演讲辞中的“吉丫头”)争取破格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

　　“根叔”之外，还有“凤哥”——北大学生对校长周其凤的昵称。据称在食堂见到同学生日聚会曾主动过去敬酒的“凤哥”在调离吉林大学时，学生们在网上发布了他的照片集，取名为“周校长，您真像个孩子”。

　　“凤哥”之前是“许爷爷”，九年间在新年联欢会上从《老鼠爱大米》《江湖笑》唱到《隐形的翅膀》的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还有被称为“纪宝宝”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被称为“展哥”的山东大学原校长展涛……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校长，陆续显露出亲近学生、展现个性的人格魅力来。

　　“我总体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肯定的。为什么呢？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觉得，“根叔现象”的出现是高等院校改变“党八股”的一个体现。

　　对大学校长们的“党八股”，网民早有清晰认识：“根叔走红是一种悲哀”；“根叔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不‘根叔’的校长太多了”。

　　“他们(大学校长)惮于表现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发表对一个事件的看法，都会非常小心，四平八稳。这就是官员，而不是学者。”《大学校长使命、角色与选拔》一书的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洪才这样描述他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普遍印象。

　　根据国家教育部《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689所。在这个数字背景下，《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的作者李清川认为，“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根叔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

　　体制迷墙

　　《南方周末》曾于2005年进行“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 3311位受访者中，69.87% 认为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教育学者熊丙奇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断言，估计95%的大学校长“逻辑思维基本就是个官，总想怎样维护自己的官位、当好干部”。

　　中国的大学校长属于行政序列的高级干部，选拔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上级机关任免，一般任期四五年。一旦当上大学校长，根据所服务院校的副部、正厅、副厅等不同级别，校长本人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而在学校管理中，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等审批实权仍在上级机关，学校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同样需要“跑部钱进”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对上负责。

　　“推崇等阶，唯官是重；攀炎附势，唯官是奉；俯首听命，唯官是从；行政至上，唯官至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的眭依凡如此批判大学里的官本位倾向。而在官本位之下，“大学校长利用权力寻租，有时候连隐晦都不隐晦了，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没有捅破而已。”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谷贤林说。

　　官本位之下，“去行政化”被认为是纠正官本位的必由之路，然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尝试却说明，这势必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改革。上世纪末，在王树国合并了校内13个行政部门后，学校就收到与被精简部门相对应的一些政府机关的电话，抱怨学校不重视自己的工作，无奈只好再恢复。

　　被束缚的大学校长，在行政体制内面目模糊地游走——若套用画家陈丹青的话，它成功地使“大学校长”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

　　精神虚脱

　　早在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应是一位教育家，这是众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之一。

　　由教育家办大学的传统自民国始。1912年10月，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即开始大学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办学；他组建了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大学评议会”，由民主推选出的教授组成，决定学校法规、学科立废、课程增减、延聘教授等重要事项。

　　此时的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大多传统文化基础深厚，兼有国外留学背景，均是具有独到教育意识与广泛社会声望的名流。他们与政府保持距离，自觉抵制官僚、政府对办学的横加干涉。“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八位大学校长》一书的作者智效民这样归纳蔡元培、蒋梦麟等老校长的共同特征。教育学者杨东平也将他们称为第一代大学校长，“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等等，这些大师创建、拓展着中国现代大学之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学校长由一批前辈教育家、学者和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出任，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则基本照搬前苏联，经过历次改革，最终形成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中央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一度接续。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率先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等，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过这位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的校长最终还是被免职。

　　如今，大学校长们已经普遍易代。杨东平这样勾勒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这种共性主要来源于“他们出生于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年代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基本学理工科，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

　　这样一代大学校长面对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束缚，不得不承担起更加多元的角色。“他们可以是学术代表，可以是行政官员，也可以是学校代言人、国资信托人……处于各种权力交汇的中心，这些角色的集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李清川表示，在他所接触的校长中，“无奈感普遍存在”。

　　令校长们更无奈的也许是“官本位”。当校长本人也被“全体收编”，再要像民国时期的校长们那样去抵制官本位便几乎不再可能。

　　一方面是大学校长不可避免地“沦陷”，另一方面，公众对大学校长有着越来越高的心理期待，希望其成为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超人”：两相撞击下的现实必然是，中国大学校长因令人失望而饱受诟病。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如今灵魂失范，一些大学乱象纷呈，“所谓的乱就是乱了章法，大学的功能乱了套，学风搞乱了。例如，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普通大学乱串位，独立学院不独立，自学考试要上课，函授教育要住校，等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评价当下高等学府。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更直批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北京大学的校史启蒙课上，众多学生伏桌大睡——“对于大家说的‘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包括我所认识的同学和学长，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动力去了解曾经的北大精神。”一位北大大三女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

　　大学校长缺什么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曾直言，“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人大校长纪宝成说，“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说，“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而不是让人越来越像机器”。

　　“大学校长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近十年来，一部分怀抱理想的实干型校长们，或隐或显地主持启动了不同的改革计划。

　　2001年9月，北京大学启动了以老校长蔡元培命名的“元培计划”；2005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学院；2009年，南京大学也制定了“三三制”人才培养方案：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个性教育，渐有星火之势。主导“三三制”的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对媒体表示，学生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核心，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

　　打破教师“铁饭碗”、不升即离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在2003年前后风生水起。中山大学改革方案相对温和，而北京大学“癸未改革”激发各方强烈反响，最终，做出较大改动的第三稿《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得以通过并低调施行。

　　任人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在离任前夕曾对社会表示，改革一直在稳妥推进。他认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教员真正形成了这种流动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高校校长的选拔方式同样经历着变革。自2002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今年6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宣布，将面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的校长。此外，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遴选可谓殊例，经全球海选后上任的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上任后，便尝试推行去行政化的“大学实验”。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明确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近日，此纲要已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我们的制度改革，按照目前的描述来说，基本已经到位了，问题是如何做得到”，高等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去具体推动(改革)”。

　　“我国大学校长最缺乏的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理想主义，二是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校长的献身精神。”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优秀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条件，也是相对而言的，“也许有人可以归纳为五条，或者细分为八条、十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在这些条件中，我个人最看重的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才能够追求终极目标，才能励志教育改革，才能致力于创造，也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

　　“理想主义”同样为北大教育学院教授眭依凡所倚重。在他看来，在现有的社会环境及制度条件下，大学校长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能够按规矩来办学，把自己按教育家要求，这个社会整体的环境就形成了，可能引起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就发生了。”

　　正忙于筹备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大学校长要做什么，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至少对于那些明显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做。”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大踏步地往前走，也需要有人稳健渐进地前行。正如熊丙奇所言：大学校长们在“有限进步，而我们将无限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