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的课桌椅，还在教室里“坚守”着。百花村小学，教具、文具以及孩子们上体育课的器材用具，都异常紧缺

　　1998年，在成都读完电子技校的陈其伟就趁着找实习的机会，从东莞一家工厂开始了打工者的漂泊生活。最穷的时候，他和工友凑5毛钱合买一包方便面填肚子，买菜经常要向人借钱。

　　转机，出现在2001年。其时，陈其伟离开东莞，到浙江的一家油漆厂找到了工作。厂里有20几个大学生，老板因欣赏陈其伟的稳重和务实，留这位只有技校文凭的年轻人做事。但几个月后，陈其伟毅然辞职了。“油漆厂进货，货品上标注的那些油漆颜色、型号，都是用英语写的，我根本看不懂，这活干不长久。”陈其伟不久后在一家模板厂找到一份工，不需要学历和技术的工种往往意味着出卖体力。劳作之余，他时而想到油漆厂，这份经历给了他重重一锤：没有知识和文化，就算好工作到了面前，也挑不上肩。

　　一张电脑学校的广告纸，适时落在陈其伟手里。从小没认真读过书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学一门能吃饭的技术。从零起点开始学电脑，陈其伟一下子砸了1万元学费，其中4000元还是外债。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他经朋友介绍，到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虽然工资重回每月一千元的水平，但算是谋得了一个平台，锻炼自己的电脑技能。

　　正是亲身经历，让陈其伟对“知识就是力量”深信不疑。教育孩子，他也看得越来越重。“儿子上初中后，我一定要亲自带他，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读书、让他读上大学。”

　　“儿子四个月时，我就出门打工了。等他一岁的时候，我老婆也出去打工了。等我们回到家，孩子4岁了，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陈其伟的儿子陈正冰，出生于2002年。此后四年，也正是陈其伟从打工仔开始转型的关键期。他从浙江一路回到广东，涉足采购和电子商务，娴熟的电脑技能使他找到了一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

　　但是，亲生儿子不认识爸爸这桩事，始终让陈其伟心里不踏实。

　　“2005年以后，我每年过年都回家，平时经常给孩子打电话。”孩子大了，有点懂事了，脾气却开始“坏”了。陈其伟记得，有一年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陈正冰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陈其伟一听就火，让儿子接电话，不料儿子二话不说，直接把电话给挂了。陈其伟气得冒烟，让老父亲带话给儿子：“若不接电话，以后休想再用爸爸一毛钱。”第二天，儿子给陈其伟发来了道歉短信。陈其伟气是消了，但也意识到一件事：自己的父母都已年迈，常年宠着孩子，难免骄纵惯坏了他。

　　其实，外出打工这些年，陈其伟好几次想把孩子“接出去”。但是工友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拿自己的儿子冒险。

　　“打工的生活很不稳定，一直在流动。大人可以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换个地方做工，可小孩读书就难了。”陈其伟就看到过不少工友，把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后又无奈送回去的“悲壮”。在很多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并不被当地公办学校接纳，不得不送进私人办的学校读书。语言不通，学费高昂，有的孩子不适应新的环境，渐渐自我封闭……等父母这头留不住，再返回老家读书，等待孩子的命运就是留级——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

　　“就算两夫妻都在一个地方打工，很少有人能把孩子带在身边。”陈其伟算过一笔账：如果现在接上孩子住在广东佛山，一家人的生活费，加上孩子的学费，一个学期下来怎么都要1万元。这几乎意味着，两夫妻要过“月光”生活，不可能有积蓄。

　　从陈其伟家走到老杨家，步行距离10分钟不到，可老杨家的房子和陈家的新宅比起来，似乎差了50年。经济实力，有可能决定着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的未来。

　　比起18岁就背井离乡、如今已可筹谋给自己打工的陈其伟，54岁才结束务农、出门“寻机会”的老杨，前途更为飘渺。

　　老杨家的房子，过去是村里生产队用来储存粮食的保管室，据说房子是解放前就盖好的。走进这间逼仄的居室，一片昏暗中，只见得取暖用的火炉里冒出的火光——这是老杨家最重要的家具。两张长凳，几个锅碗瓢盆，外加两头猪，11只鸡，一家人的全部“财产”，触目可及。

　　“过两天，他就该回来了。”46岁的晋文荟是老杨的妻子，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姐姐杨邦玲在百花村小学读二年级，弟弟杨邦友刚上一年级。姐弟俩的衣服，似乎永远有洗不干净的污渍，连作业本也经常沾满污垢。

　　校长李兴均无奈地摇头：孩子们做作业没地方，一般都是坐在地上，把作业本放在长条凳上。李兴均不忍心再往细处想：百花村地处山腰，秋冬时节基本是雨季。“以地为席”的两个孩子，和村里很多没有父母在身边照料的孩子们一样，膝盖以下的裤管永远是潮湿的，鞋子是进泥水的。可为了暖和身体，他们总是相互打闹，奔奔跳跳，时而发出欢笑声……

　　极度贫困，令晋文荟对老杨的念想十分简单。“只要多带回一点钱就好，不回来(过年)也没有关系。”晋文荟希望，老杨这一年出去能积下一些钱，趁早凑足资金盖房子。至少，要让两个孩子在亮堂的屋子里写作业。

　　一年多前，老杨跟着村里一个老乡，到浙江一个小作坊里吹塑料薄膜，开始打工生活。在百花村里，许许多多的打工者最初外出，都是跟着老乡的步子，从这种纯卖苦力的工种干起。如果没有老乡“带”出去，到了晋文荟这样的年龄，离家最远也就是到10里外的镇上去赶集。

　　“只要来钱快，我们有时顾不得一份工作可能给身体造成的危害。”陈其伟很清楚同乡人“走出去”的路径。作为一个在外面“混”出一点样子的年轻父亲，望着自家的房子，他许下一个心愿：一定要为孩子将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创造条件。“我的孩子，以后就算要出去打工，也绝对不能做那种纯卖苦力的活了。”

　　3“年末夫妻”：为了孩子，“割裂”夫妻

　　人物 小学校长李兴均

　　新年愿望 增加一倍师资，开齐所有的副课，最好再弄个篮球架(操场上的三分线已经划好了)。

　　缺乏管教、学习动力不足、定期收到城里打工父母“汇钱”，小学校长李兴均一直担心，父母双双外出的“留守儿童”会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日后进城务工还可能“扰乱社会治安”。在看过了不少“留守儿童”的失败案例，他和妻子决定做“年末夫妻”——夫妻一方留守“教育孩子”，一方外出打工“挣钱”，家庭的情感纽带由此发生着微妙变化。

　　距离年三十还有大半个月，李兴均不必担心女儿的“两撮小辫子”每天被梳得东倒西歪了，他在福建打工的老婆回来过年了。

　　2009年，在百花村小学任教多年，李兴均出任校长。他统计发现，在这所拥有6个年级、180多个学生的乡村小学中，8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他就读一年级的女儿，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非留守儿童”。

　　女儿的“幸运”，实则源于他，作为一个乡村基础教育工作者多年观察后的经验：不能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和妻子当“年末夫妻”——由妻子负责进城打工“挣钱”，他留守家乡“管教”孩子。

　　面对“外面的机会”和“孩子的教育”这对矛盾，一些乡村家庭开始过上“年末夫妻”的生活，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家庭。他们说，看到了留守儿童太多的失败案例，不敢走；但又迫于生存的压力，想要“走出家乡、外出打工”，“年末夫妻”由此出现。

　　“打工”为孩子

　　“干得最辛苦，收入也最少”，知识欠缺的弊端给进城务工者留下深深的烙印，为此，他们更努力打工，目标是“让孩子有知识，别再像父母一样卖苦力！”受此鼓动，村里外出者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

　　在李兴均的记忆中，“留守儿童”的出现与“打工潮”的兴起几乎在同时。

　　“之前出去打工的人，带着成坨的钱回来了！”这是村里人对“进城打工”的最初印象。在百花村，当乡亲们的年收入至今还以“800公斤”、“500谷”等粮食单位计算时，这个消息无异于原子弹爆炸之于城市人。

　　在这个以种植玉米、土豆为主要作物的川南山区，务农者一年的收成约是2000公斤玉米，加上农闲时打些临工，一年至多可赚5000元左右。而如果夫妻双方都去城里打工，每年可以积攒下3、4万，相当于在家务农6年的收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