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四川盆地的百花村，大部分时间被雾气和阴雨笼罩，孩子们脚上草绿色的“解放鞋”几乎一沾地就成了灰泥色，穿着又潮又冷。

　　当然，村里人走出去，不仅仅为了“挣钱”。“撤点并校后，孩子们读初中就要跑到镇上。我们村和镇上没通公路，孩子走路上学来回得走4个小时山路，于是很多孩子选择住校，或借住镇上的亲戚家，这样尽管初中是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食宿等生活费每月需要两三百元。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孩子，加之日后去县城念高中的费用，很多务农家庭都无力负担。”村校里的老师说，供孩子读书是乡亲们愿意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力。

　　更何况，没学历、没技术，空有一副力气也能赚钱，这对一辈子务农的村民而言是颇具鼓动力的。如同在中国大地上无数个山村发生的情况一样，带着对“外面世界”的种种幻想和半信半疑，村民进城了。

　　2005年左右，“打工潮”在百花村达到高潮，用当地人的话说，“除了小孩和老人，能跑得动的都跑出去了。”

　　作为一个留守者，李兴均体味着“打工潮”给村里带来的细微变化，比如历来难以推行的“计划生育”工作突然好做了。“大家觉得与其多生，不如把一个孩子培养好，供他读书，最好一直读到大学，将来有了知识，不用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靠出卖低级劳动力为生。”

　　“干得最辛苦，收入也最少”，知识欠缺的弊端给这群进城务工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努力打工供孩子读书的动力，也变得愈发强烈。结果，村里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孩子却“坏”了

　　家长走后，缺少父母管教的孩子，成了当地最大的教育难题。村校老师们编了一个方程式：“5+2=0”——5天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好不容易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基本礼仪，到周末2天在家，随着老人对孩子的娇惯而抵消了。

　　百花村有村民千人，其中大部分学龄期孩子进入了百花村小学，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在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打工。

　　“他们主要从事垃圾分类、烧红砖、餐饮行业等。”李兴均说，村民从事的工作以“低级劳动力”为主，但收入情况还不错。不过，如此形成的“留守儿童”群体，给当地的教育带去难题。他发现，“留守儿童”喜欢说谎，“两边骗”。“他们大多由爷爷奶奶带大，老人家比较好骗，也比较宠孩子，结果他们就一边骗老师，一边骗家里的老人，然后自己偷偷溜出去玩。”

　　村里老师甚至将此归结为：“5+2=0”。“孩子一周5天在学校上课，接受的教育，一到周末两天回家，随着老人对孩子的娇惯，又抵消了。”

　　镇上中学老师印证了村校老师的担忧，他们说，由于自我意识与行动能力更强，“留守儿童”到了中学更难管，沉迷于校外网吧、游艺厅的不在少数。一些孩子甚至把学校的窗户防盗隔离栅栏弄断，钻出去玩游戏。

　　“家长不出去，挣不了钱；出去了，孩子却学坏了。”村校老师的共识是：最好留一个家长在家乡，不然孩子或多或少会有问题。他们发现，“留守儿童”不仅在教学上难以管理，在心理上、性格上也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他们太过于自由，结果走上了歧途，长大后还会怨恨父母，‘当初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下？’”

　　已经有乡亲意识到这个问题，个别家长开始把孩子“带出农村、养在身边”，岂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

　　2002年，年轻教师杨应桥加入百花村小学，他记得班上曾有个极端案例：一个村里的“留守儿童”被父母接到浙江打工处上学。为了跟上当地的教学进度，这孩子当时就留了一级。本以为可以一家团聚，岂料孩子的父母打工较忙，并且工作还有流动性，孩子竟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独自在家生活。“孩子是如何度过这段独在异乡的生活的，不得而知；这段经历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也不好说。一个结果是，孩子出现了精神分裂的迹象，又被父母送回了百花村小学，平日由老家的爷爷奶奶照料生活。”

　　如今，这个14岁的孩子还在念五年级——因为外出一年荒废了学业，回来后他又留了一级。

　　村校老师说，很多孩子跟着打工父母，在城里不停地“转学”，不少人最终又“转回”到了百花村。“家长在外打工比较忙，无暇照顾小孩。而且在不少地区，外来孩子徘徊在教学比较混乱的民办学校，结果又因无法适应当地的学习生活被送回家乡，来来回回的折腾给孩子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更无奈的是，由于学习跟不上，70%-80%“留守儿童”的学历大多在初中阶段“定格”，此后就随父母外出打工，延续父母“低级劳动力”的命运。

　　走还是不走？

　　为了孩子不成为“问题留守儿童”，不少教师选择留守家乡，并由此形成一个逐渐壮大的“年末夫妻”群体。但与此同时，这个在乡村相对“高知”的群体对城里的机会与诱惑又有难以名状的向往，并且他们的家庭情感纽带也因此接受着“分居两地”的考验。

　　李兴均一直很担心，缺乏管教的“留守儿童”会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日后进城后总想着不劳而获，会扰乱社会治安。也因为有这一层担心，他决心“留下”，为了乡里乡亲的孩子们——和许多农村一样，百花村里以“李姓”、“杨姓”等为大姓，乡里人彼此多少有些亲戚关系，村校老师很多是在给“自家孩子”上课；当然，更是为了自家的孩子。

　　和李兴均一样，许多乡村教师由此选择了“年末夫妻”的生活方式，为了不让孩子“留守”，他们成了“留守丈夫”或“留守妻子”。这个注重教育的群体，时常把“知识改变命运”放在嘴边，这几乎成了他们选择留守的信念。

　　但另一方面，这批乡村教师面对城里的机会与诱惑又有难以名状的向往。杨应桥说，一到过年，他的心理会失衡。“出去打工的同龄人都回来了，挣到钱了，心里滋味难受啊。”这感觉李兴均也曾有过。妻子在福建打工十多年，年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李兴均。“别人会说，老婆混得比我好，有时感觉自己挺没用的……但事业上无论多成功，也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这些年，我看过太多留守儿童学坏了。”李兴均很矛盾。

　　“年末夫妻”给家庭予以了明确的分工，一人负责教育孩子，一人负责赚钱，但家庭的情感纽带也由此发生了改变。李兴均需要在女儿寻找“妈妈”时，哄骗她，“妈妈在城市里赚大钱，给你买好东西。”可这样一来，孩子会不会逐渐把“妈妈”等同于新衣服、新玩具的运送者——每年回家，看见女儿与自己需要一段“熟悉时间”，李嫂总有这样的担心。

　　对选择“年末夫妻”而言，每当家庭的情感纽带遭遇考验时，他们总会这样告诉自己：“失败一个孩子，就是失败一个家庭”。

　　4手残了，才能当回守护孩子的母亲

　　人物 “不幸”的打工者刘兴勤

　　新年愿望 尽快康复，回城打工，为孩子赚学费。

　　“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还是会走的。”刘兴勤并不后悔出去打工。过去，她受了委屈，最想做的事情是给儿子打电话，“收获”的往往是寒心和失望。现在，手残了，她终于有了机会“收复”两个儿子的心……

　　1月11日一大早，李兴均的家里来了一位客人：36岁的刘兴勤是李兴均的堂嫂。

　　从江苏镇江赶到百花村的老家过年的刘兴勤夫妇，今年捧回了6万元现金。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笔“巨资”，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赚”得多。但只要看到刘兴勤右手上绑着的袖套，就没有人敢再继续说恭维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1年，可能是刘兴勤当打工妹的最后一年。新的一年，能够宽慰她心灵的唯一理由或许是：她又可以回到孩子身边，当个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母亲——尽管，她内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刘兴勤手指的功能，最多只能恢复到原来的70%。可她知道，来年，她的打工收入可不止“打七折”这么简单。

　　炉火把刘兴勤的脸烤得通红，她的脸上，还有微笑。

　　“明年，我该怎么办？”刘兴勤摘下了袖套。一块白纱布包裹着她的右手，还看得见五根手指的形状，但指甲的部位已经模糊成一片血肉，伤口还在感染、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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