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她至今都不寒而栗的回忆：4月的一天，在镇江一家塑料厂的刘兴勤，作业时一不留神，右手卷进了加工塑料的滚筒机器。高温烤焦了她的5根手指头，右手无名指保不住了，前两个关节已经截肢。

　　经过半年的治疗，医生告诉刘兴勤，她的手指功能最多只能恢复到原来的70%。可刘兴勤知道，来年，她的打工收入可不止“打七折”这么简单，她的右手不再能提重物，根本使不上力气。“别说打工赚钱，照顾好自己、过正常人的生活都难。”

　　塑料厂的老板在垫付了7万元医药费后，和刘兴勤“私了”了：连下半年的工资以及工伤赔偿和营养费，1万元一叠的现钞，一共6叠，交付到刘兴勤手上。

　　平生第一次“赚”这么多钱，心情竟沉重得难以复加。“都怪我自己不小心”。刘兴勤说到这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忍住了。她不愿意把坏心情留给坐在身边的儿子——毕竟，快要过年了。

　　经济压力迫使刘兴勤一步步放逐着自己和孩子的感情。以前出门打工，两个儿子追着火车跑，拼命喊着“爸爸妈妈，不要走”，刘兴勤不敢回头，还是走了。

　　外出打工10多年，刘兴勤和丈夫堪称一对“冤家”，小吵三六九不断，共同的话题只有孩子。比起经济负担，夫妻俩更担心的是孩子的成长环境——“天高皇帝远”，儿子要是一步走歪了，做父母的该怎么管教。

　　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让父母操心的年纪。刘兴勤知道，孩子的很多问题，都属于“留守并发症”。比如，孩子的性格和品质。

　　“我总是在想，如果当年我不出去打工，留在家里陪孩子，他们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做母亲的，最见不得自己的孩子不好。可刘兴勤坦然承认，小儿子的性格已有些古怪：高兴的时候，他能把大人都哄得很高兴；可一旦不高兴起来，他会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很伤心。

　　最让刘兴勤揪心的是：小儿子不怎么愿意听父母的话。但她知道，这不能怪孩子。

　　刘兴勤的脑海里，接连出现了几副让人心酸的画面：小儿子两岁到五岁时，他们夫妻外出打工一直没回来，回到家时，孩子根本不认识爹妈；等孩子稍大一点，每次他们出门打工，两个儿子就追着火车跑，拼命喊着“爸爸妈妈，不要走”，刘兴勤不敢回头，还是走了，虽然这种离别的伤感会纠缠她几个月；等两个孩子读初中寄宿了，和父母的感情已经寡淡，在外打工的刘兴勤每次受了委屈、想打电话给儿子说说、寻求心理安慰，十之八九“收获”的都是失望。

　　那个害她落下终身残疾的工厂，并没有令她痛恨。相反，她至今仍认为，能在镇江的塑料厂工作是“幸运的”。

　　回想当打工妹的“苦日子”，刘兴勤觉得，那是一段美好岁月。“刚开始到广东的五金厂打工，每个月就700块工钱。后来一点点增加，看着手里拿到的钱过了1000元，然后是2000。”前些年，两夫妻好不容易攒下一些钱，不料大儿子得了病。一场手术做完，两年积蓄全没了。

　　拼命想赚钱的刘兴勤夫妇，终于在镇江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在厂里，刘兴勤夫妇一天工作约十三、四个小时。他们就像开足马力的机器，你累了我上，我累了你顶。因为老板有言在先：如果他们能扛下厂里的活，就不再多招工人，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差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8000元，好的时候1万左右吧。”也正因此，刘兴勤很快有能力给家里寄钱盖房子。而这份恩情，甚至让她在遭遇工伤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有律师在医院里跟我们说，如果去起诉，至少可以获赔20万；但是我想想，老板已经付了医药费，还付我6万，就算了吧。”

　　需要钱，“喜欢”钱的刘兴勤夫妇，恪守着农民的朴实和本分。

　　对着记者的镜头，四个人站在一起拍全家福时，刘兴勤站在中间，两个儿子起初的站位，离爸爸妈妈有些远。丈夫努力把孩子往中间拉了一把，四个人紧挨在一起。新的一年，拉近与孩子的心灵距离，将是刘兴勤“奋斗”的目标。

　　5“倒霉”的乡村代课教师：30年换不来一个“教师”资格

　　人物 杨应轩，30年教龄的代课老师、百花村小学前校长

　　新年愿望 当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儿时的意外，让杨应轩留下了残疾。过去30年，他每天一瘸一拐地走在去往百花村小学的山路上，给孩子们送知识。不过，初中毕业的他至今还是个“代课老师”。和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一样，这所村校的大部分教师，学历“达标率”较低，多为初中学历，有的高中毕业或肄业，近年来，有的通过函授获得大专文凭。但正是这个在教育资历上有些“跛足”的教师群体，支撑起了那些汽车难以到达地区的基础教育。

　　我们在学校采访时，一个返校的孩子突然发烧了，大学生准备送孩子回家，但因“语言障碍”(村里孩子的普通话普遍不太标准)，路上有些波折，幸得杨应轩指点，找到了孩子的家。我们由此认识了这个百花村小学前校长、村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老教员——杨应轩。

　　尽管曾任校长，尽管在这所村校教了近30年书，杨应轩至今仍是个“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每月拿着800元的工资。在这个有7名教师的乡村小学里，比他小好几茬的公办教师，有几个还是他的学生，月薪是他的三四倍。

　　有人说他“倒霉”，忙活了大半辈子，就为撑起这个村校，最后自己却沦为“村里最穷的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得不在高中辍学，16岁外出打工。

　　杨应轩对此讪讪一笑，“我是不后悔的”。

　　不再存在的群体？

　　2006年，杨应轩“不知什么原因”没通过代课老师转正考试。为此，这个坚信“当年没钱，没法打通关节”的老教员不止一次跑到镇上、县城、省教育厅“讨说法”。有人说，国家从2006年就开始清退全国的代课老师，或许杨应轩已经被视作“不再存在的群体”。

　　杨应轩今年49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一脸的皱纹，头发灰白相间，背还有些驼，像个老农民。

　　1966年，一次秋收后，村外小煤厂出了意外，杨应轩的父亲跑去救人，结果不幸遇难。彼时，不到3岁的杨应轩急着跑出村外找父亲，不料边走边哭，竟跌入沟里，摔断了腿，自此留下了残疾，走路时一瘸一拐。

　　父亲的过早离世给这个农村家庭带去致命打击，经济状况一落千丈。1982年，在完成初中学业后，杨应轩辍学回家。

　　“母亲无力负担我的学费，何况我还有三个弟妹。”彼时，年轻的杨应轩打算就此在家养猪务农。他没想到的是，离家一箭之遥的村校——百花村小学给了他另一条路：教书。

　　这所解放后才兴建的村校能容纳250名学生，承担了百花村十几个生产社的基础教育任务。

　　地处山区，百花村距离所属乡镇王家镇的10多公里山路，至今还没有通公路，更没有开辟往来客车。因此，自建校起，这所村校师资的紧缺状况已经可见一斑。村校的老校长见杨应轩是个“好学的孩子”，“既然爱读书，就来学校当老师吧，不仅能看书，还能教别人。”杨应轩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1982年，这个初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回到校园，并走上三尺讲台，成为“民办教师，即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这是当时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

　　这一年，杨应轩有了生平第一份收入：月工资18.5元。

　　由于师资紧张，当时，百花村小学实行“包班上课”，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课程——这种形式延续至今。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杨应轩就此养成了研究翻阅教学参考资料、教育类报刊的习惯。“不过，我还是最喜欢较数学，我读书时就喜欢理科。”他笑着告诉记者。

　　1984年，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开始逐步清退“民办教师”。不过，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师资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代课教师”应运而生，杨应轩就此加入“代课”队伍。

　　在他任教期间，不乏比他优秀的公办教师来到百花村，不过，很快他们又离开了这个距离县城有4个多小时车程的落后山区。

　　1989年，一直守着百花村小学的杨应轩，当上了校长。拿着每月二三十元的“代课工资”，尽管生活依然清贫，但他很快乐。“我打心眼里喜欢当老师，‘人民教师’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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