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2007年，杨应轩的快乐心态发生了转变。当时，县里传来消息称“代课老师”可以转正，收进事业编制。这对杨应轩来说是个十足的好消息，在通过了一系列准备与初选后，他参加了县教育局、人事局组织的“转正考试”。不过，在等待了数日后，转正名单公布，没有他的名字。

　　杨应轩后来打听到，他们片区有28个转正名额，在“转正考试”中，他考到了第24名，似乎“转正”有望。但，除了考试，考核人员还把“教职工龄”、“学历情况”、“思想品德”等列入加分范围。杨应轩说，他可能在“加分”环节不如人，但他又认为，落选是因为自己没钱，“没有打通关节”。

　　在转正通知下达后的三周，杨应轩不止一次跑到镇上、县城，找领导“讨说法”。直到遇到一个领导在了解他的情况后回复，“这次没转成没关系，明年再转，你在村校坚持任教了几十年，到时候一定优先考虑你。”杨应轩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电子琴的白色琴键上，黑色数字标识着“哆来咪”的音符。自学成才的老校长用“一指禅”弹电子琴，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但第二年，他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转正考试的消息。“他们再也不让我参加转正考试了。”如同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谁一样，杨应轩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不能转正的原因。

　　有人说，杨应轩因为有两个儿子，“超生”了，所以被取消转正的资格。也有人说，从2006年起，为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就要求全国清退“代课老师”，或许杨应轩和当时全国44.8万“代课老师”一样，已经被视作“不再存在”的群体。

　　“村里最穷的人”

　　1995年，作为村校校长的杨应轩经历了办学最艰难的时刻，一度学校连课桌椅都紧缺，为此，“不孝”的杨应轩拆下了自家的房梁，打了几幅桌椅板凳，供孩子们读书用。但与此同时，作为村里的“老知识分子”，他再也无力培养儿子上学——两个孩子高中辍学，16岁外出打工。

　　2009年，镇里指派了学校里另一位教师李兴均担任校长，杨应轩卸任，但他没离开百花村小学的讲台。作为学校里唯一两名“代课老师”之一，杨应轩目前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每月拿着“临时性教员”性质的800元工资。和他同批参加“转正考试”，并成为“公办教师”的教员，月工资已达3000元。

　　“头几年，心里一直很难过，我把家里许多优秀教师的奖状烧了大半，留着有什么用？”因为“找领导说理”，这些年杨应轩前后花掉了两三万元，几乎是筹到几百块的路费就进城去。为此，他还两次跑到成都的省教育厅，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去县城以外的城市。

　　有人提醒他，“别老给领导惹麻烦”，他也察觉到，自从“到处讨说法”后，曾多次获评的“县级优秀教师”、“镇级优秀教师”等荣誉，他再也没评上过。不过固执的他表示，讨不到说法，不会放弃。

　　老杨“讨说法，求转正”的事情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说，老杨并非特别看重钱的人。

　　百花村小学原本是一个“土屋子”，“屋顶上铺着瓦片和稻草，墙壁是大石块和泥土垒成，所谓窗户，就是一个洞。冬天山里的西北风吹得人发抖，老师们就带领学生拿纸把洞给糊上。”村里老人告诉我们。

　　1996年左右，杨应轩经历了办学最艰难的时候，一度，学校连桌椅板凳都紧缺。为此，杨应轩做过一个“不孝”的举动：拆自家的房梁，做课桌板凳。杨应轩清楚地记得，拆梁那天，老母亲站在卸下的梁子上，哭着骂他，“这是祖上的东西，不能拿走啊……”此后不久，为了给教师一个摆放教学资料的地方，杨应轩又把老婆的陪嫁——一个大木柜子搬到学校当“书架”。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经费很紧张，村里孩子经常交不起学费。”李兴均记得，以前每年开学前，杨应轩会带着教师走访很多家庭，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劝他们把孩子送来学校，别让孩子辍学在家；而寒暑假前，这批教师又组成一个队，去孩子家里“收钱”。“收不到钱，就无法上交镇里统一调拨，我们一年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1999年，土坯结构的学校又由于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于是此后三年，杨应轩每到春节“杀年猪”时，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而是卖了换路费，去村外“找关系”修学校。

　　“杀年猪”，是这个川南乡村的重要春节习俗之一。每逢年三十前，家家户户都会邀请村里世代相传的“杀猪人”到家里来杀猪，劈下的猪肉就是除夕夜的主食，吃不掉的就做腊肉风干，可以吃到第二年夏天。

　　这些年，为了支撑学校，杨应轩省吃俭用，好多次还拿出工资给贫寒的学生“垫学费”。只是，他没想到，儿子最终重复了他的命运：辍学了。

　　“两个孩子在高中很拔尖，可我供不起了。”1995年，杨应轩作为“代课老师”的月工资是55元，而他在镇上念高中的儿子每人每月生活费要100多元。

　　因为“辍学”，孩子的高中校长甚至找到杨应轩家，让他再想想办法，临走留下一句，“可惜了你的娃。”

　　不过，没等杨应轩想到办法，16岁的大儿子悄悄踏上去大城市的“打工列车”，此后，小儿子也跟着走了。“孩子是不想给我增添负担，他们走后，我连续40个晚上没合眼。”说起儿子辍学，杨应轩不愿多谈，“反正就是对不住孩子啊。”

　　有人问他，“你给班上学生垫的学费，为什么不拿来供自己的孩子读书？”他两手一摊，苦笑，“这些钱付小学的学费还够，高中就远远不够咯。而且我的孩子已经读到高中了，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有了，可这些孩子连小学都没读过。”

　　好在此后不久，全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普六”、“普九”计划，以及“两免一补”等配套政策先后推至百花村，学校的经济状况逐渐改善。2008年汶川地震后，学校的老楼受损，广东钢铁研究所出资万元，又盖了一栋新楼，小学也由此改名为“广东省钢铁研究所希望小学”。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如今，杨应轩的不少学生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并且凭借知识谋得了一份好前程，而杨应轩的“教师”资格还没有解决。有人问他这辈子后不后悔，他说，“我年轻时辍了学，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有书读。”

　　眼下，学校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杨应轩逐渐把精力分出一些给自家的儿郎。经过近10年的打工生涯，两个年轻人的“事业”渐入佳境：一个在温州私企当上了主管；另一个刚从部队退役，由于业务出色，2010年还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

　　“起初孩子会怨我，这些年他们慢慢转变态度，认为我把他们养大已经不容易了。”杨应轩有些释怀，但很快又连连叹气，“多读书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好父亲。”

　　儿子的辍学给这个教了大半辈子书的乡村教员留下了一生的愧疚感，但他也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这些年来，他的好多学生走出了乡村，谋得一份更好的前程。“村里考上重点高中的、考上大学的，80%是我教过的学生。”他总这样自豪地说。

　　近年来，县里会时常派些“公办教师”填补百花村小学的师资缺口，岂料这让这所村校成为了“教师客栈”——个别老师只看了学校一眼就走了，大多数人呆了一年就离开了。

　　目前，学校里仅存的7个教师，6个是本村人。面对180多名学生，他们自觉“底气不足”。“虽然是包班教学，但能开的课十分有限，其实就是上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英语和科学只能六年级开，到时候应付升学考试，老师就边学边教孩子们。”

　　杨应轩深知村校师资资源的紧张，他总是尽可能地劝学生“回来任教”。一个学生在高考填志愿时，打电话征求杨应轩的意见，杨当即让他选择“教行”，孩子不顾家里反对，听了老杨的话。如今，这个学生在县初中任教。

　　“我年轻时辍了学，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要让孩子们有书读。”杨应轩说话时，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丢手绢”，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最可实现的游戏，一个废弃的塑料矿泉水瓶作为“手绢”，他们就能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笑声传遍山谷。

　　现在，杨应轩的日子依然清贫，但不至于揭不开锅。他说，开春了，打算再去一次省教育厅“讨说法”，但即便没法转正，他也不会对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灰心。“我也打心眼里喜欢当人民教师，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乡村基础教育，流干最后一滴血。”兴许是觉得自己有些“言重了”，杨应轩说完这话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采访快结束时，这个老教员乐呵地告诉我们，今年儿子回家过年，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一是，他们打算给全校换上新锁。另一个消息是：“儿子承诺我，哪怕我一分钱不赚，他们也会资助我，让我坚持在这个讲台上教下去。”

　　6除夕夜睡在学校“保卫电脑”

　　人物 最年轻的代课老师李顺宏

　　新年愿望 百花村小学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

　　近年来，百花村小学陆续收到外界的捐款捐物，有意思的事情也发生了：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这所请不起司机、厨师、会计的村校新设了一个“保管员”岗位，“保卫学校贵重财产”，即城里送来的捐物。没有结婚的年轻老师李顺宏接下这个“重任”。

　　临走前，我们老套地向村校老师打听，“春节准备怎么过？”意外得知，一个老师要在学校“守岁”。他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也是唯一的两名“代课教师”之一的李顺宏。

　　今年春节，这个26岁的年轻教员有项特殊任务：睡在学校“保卫电脑”。

　　近年来，由于村里的进城务工者“牵线搭桥”，一批好心人带着外部世界的资源涌入这所乡村小学。尤其在过去一年，经某公司的公益行动，学校有了一台液晶电脑，以及1000多册、总计价值6万元的图书。这成了学校建校以来“最贵重的财产”，以至于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这所请不起司机、厨师、会计的乡村学校，却新设了一个“保管员”的岗位，6个老师外加1个校长“民主商定”由没有结婚、且最年轻的李顺宏老师临时担当。

　　李顺宏的学历并不高，初中毕业，但就人生阅历而言，在全村算是丰富的。这个年轻人有10年的外出打工经历。“16岁就出去打工，什么都试过。”他算是村里较早的一批外出务工者，去过四川广元、云南昆明、广东、浙江、贵州，打工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因为“老乡带老乡”的关系，他从事过包装、印刷、家具，垃圾分类、餐饮等等彼此没有丝毫关联的行业。

　　“在外头开销大，基本每个月工资都会用光。”李顺宏说他曾经喜欢光顾城市里的网吧，“最长一次在网吧里连续呆了16个小时，打游戏。”在外出打工将近10年后，没攒下什么积蓄的李顺宏，回到了百花村，并成为百花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

　　李顺宏说，父母希望他稳定下来，所以找到了校长，在家乡谋得一份教职。回来后，这个学历并不算高的年轻人，走上三尺讲台，并发现，“之前那么多年都虚度了，教育这份工作意义深远。”

　　让他同样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保卫学校贵重财产”。有意思的是，由此我们又发现，学校的贵重财产除了刻意被安排在学校顶层——二楼最靠边两间教室里的1000多册图书和一台电脑外，还有一台电子琴、一些篮球、羽毛球拍等音乐、体育器材。可惜的是，校长李兴均告诉我们，没有音乐老师，所以音乐器材暂时还闲置。而学校操场上，篮球场的边界线已经画好，独缺篮球架，据说，村里有个进城务工者正在城里“联系有钱的好心人出资兴建”。

　　这些年，学校陆陆续续开始接受到不少资源，这是学校乐见的。当然，为此他们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比如教师需要担起新的责任、兼任教职之外的岗位；学校也需要为此付出一些额外开支。比如这次寒假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到访，李兴均连夜购置了8个节能灯泡、4个插座和一些锁具，共计开支287元——这约是这所学校“六一节”给学生购置奖品的费用。

　　“我们平时能省则省，原本这里不安灯泡，经费有限，但怕大学生嫌暗。”1月10日中午，学校一楼的教室里(用作教师开会、厨房、储藏室用)，李兴均指着一个新安装的灯泡说。

　　文汇教育周刊A-C版图片均本报记者樊丽萍、唐闻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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